今天是中国科学学第一人钱学森诞辰纪念日，授权《三思派》重新发表《论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一文，以此纪念钱老诞生107周年！
——刘则渊
我国卓越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是中国科学学的首倡者和主要奠基人，他的科学学思想是其整个科学思想财富的一部分。2011年是钱学森诞辰100周年，深入研究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对于中国科学学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源于他的技术科学理论与实践，正是他把握住技术科学的中介学科地位，演绎成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从而阐发了科学学产生的必然性。从率先在中国倡议“科学的科学”研究，到首先发表完整的科学学论文，表明钱学森是中国倡导和创建科学学的第一人。科学学属于社会科学，是科研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居于技术科学中介层次，它以全部人类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包含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和政治科学学三个分支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构成钱学森科学学思想的基本内容、知识体系和鲜明特征。
中国科学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同卓越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钱学森是中国科学学的首倡者和主要奠基人，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是他整个科学思想财富的一部分。
在纪念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本人作为科学学理论工作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莫过于追寻和理清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是如何可能的？他作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何以成为我国倡导和创建科学学的第一人？
对此，我们只能从钱学森关于科学学的代表作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的一系列论著和论述，进行考察、梳理和概括。毫无疑问，回顾和重温这些重要文献，较为全面地探析钱学森科学学思想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内容，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这位科学家宝贵的科学学思想遗产，推进我国科学学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技术科学论：钱学森科学学思想的起源
人们公认，中国科学学产生于1977年9月党中央发出召开科学大会的通知、中国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的背景下，发端于钱学森1977年10月提出建立“科学的科学”[1]这门学问的倡议。如果进一步追溯钱学森科学学思想的起源，那么就不能不回到上个世纪中叶，即1947年至1957年这10年期间钱学森的技术科学理论和1957年以来20年间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实践。
蕴涵科学学思想的技术科学论。194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任空气动力学教授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探亲，先后在浙大、交大和清华作了题为“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的学术报告，次年公开发表[2]。10年之后，回国刚一年多的钱学森在全国首届力学学术会议做了主题报告《论技术科学》，并在当年《科学通报》期刊上发表[3]。据工程力学家钱令希回忆[4]，钱学森曾在信中告诉他“技术科学”英文词可译为“Engineering Sciences”，而不是现在常用的“technical sciences”。因此，“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一文，并不像直译的“工程与工程科学”，而是同《论技术科学》一样，论述的是“工程技术与技术科学”问题。这两篇文章实际上都是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对技术科学的整体研究，是科学地研究技术科学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以及技术科学家的培训问题，是从整体上对技术科学形成和发展规律的探讨。这些都是经典科学学的研究领域与主题，因此可以说这两篇文章蕴涵着深刻的科学学思想，当属于科学学的研究范畴，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科学的科学”或“科学学”的概念和学科。
从本文后面的叙述，人们将会逐步看到，钱学森是如何以两篇技术科学论为逻辑起点演绎出科学学的知识体系，继而在逻辑进程中，又是如何把属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学定位成社会科学体系中处于中介层次的技术科学的。这里，钱学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把技术科学思想和系统科学思想融合起来，使技术科学本身所具有的中介性与独立性、基础性与应用性、纵深性与广谱性等双重基本特征，变成富有强大活力的技术科学“学术细胞核”，不断分裂、渗透和扩散到各个科学技术部门，发挥了中介桥梁作用，引领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导致探讨科学技术体系、能力和规律的科学学“机体”发育与成长。如果仿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价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说，它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5]，那么我们也可以说钱学森的技术科学论是其科学学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所在。
从应用力学提炼升华为技术科学思想。在1947年的文章中，钱学森指出：20世纪以来，技术与科学的研究已成为国家的事情，是现代工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家富强的关键；现在技术与科学的发展正在纯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产生一个新的职业——技术科学家。接着该文通过长程火箭、裂变材料、大桥断裂三个典型工程技术实例，科学地论证了技术科学家对工程技术研究的三项基本贡献，阐明技术科学在纯科学即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的桥梁作用。为此，必须开展技术科学的基础研究，从应用力学边界内外拓展技术科学新领域、新方向，以解决各种工程技术中的共性问题，寻求工程技术研究的统一性。这里，首次提出了自然科学部门存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结构的观点，从技术科学引申出整个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构成钱学森后来创立的科学学及其分支学科——科学技术体系学中多层次结构思想的萌芽。
技术科学的知识源远流长，而技术科学作为一种具有实验经验的成熟科学形态，1900年诞生于德国[6]。技术科学的基础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包括伟大的数学家克莱因(F. Klein)开创的应用数学工作，现代空气动力学奠基人普朗脱(Ludwig Prandtl)开创的应用力学工作，形成享誉世界的哥廷根学派。这一学派产生了冯·卡门(Th. von Kármán) 和铁木辛柯(S. Timoshenko) 这样卓越的技术科学家，并把这一思想带到美国。在1947年的文章中，钱学森总结了应用力学和相关领域研究活动的实践，从中提炼为完整的技术科学思想，传播给祖国的高教界和科技界。1955年钱学森踌躇满志，壮怀技术科学的强国之梦，回到新中国。
技术科学桥梁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拓展。在《论技术科学》一文中，钱学森进一步总结了他参与创新空气动力学、探索航空航天学、创立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等若干技术科学的切身经历与实践经验，深化和拓展了技术科学思想，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技术科学的基本性质、形成过程、学科地位、研究方法和发展方向，以及技术科学对工程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特别是在制定国民经济规划中的作用。该文坚持和拓宽了技术科学的中介桥梁作用，把自然科学部门的“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多层次结构观点，把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扩大和伸展到社会科学部门，试图使社会科学精确化、定量化。例如运筹学(当时文中叫“运用学”)这门技术科学中的数学规划等数学工具，以及电子计算机，就可以用于国民经济规划的制定，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精确化。正如钱学森后来在《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谈到《论技术科学》时所说：“什么是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是以自然科学的理论为基础，针对工程技术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即普遍出现于几门工程技术专业中的问题，统一处理而形成的，如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控制论等等。二十年前我根据技术科学在性质和研究方法上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曾把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分开，作为三个部类。现在看，把技术科学分出来还是对的，而且更有必要了，因为有些技术科学如运筹学、控制论还用来处理经济领域中的问题了，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了。”
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科学部门三个层次中的技术科学，是从自然科学部门中的技术科学引伸到社会科学部门，并与社会科学结合而形成的。这样，技术科学便成为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这些思想为创建科学学及其科学技术体系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可以说《论技术科学》是新中国科学学研究的创始篇。
其后，钱学森围绕技术科学还发表了《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1957年）[7]、《技术科学的研究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吗？》（1958年）、《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1963年）、《大规模的科学实验》（1964年）等一系列文章。我国学者陈益升认为，“上述论文及其探讨的问题，从题目到内容，显然都与现在看来属于科学学领域的研究范畴相关，理应成为我国早期科学学研究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8]
2.中国倡导和创建科学学的第一人
1977年10月，钱学森为中央党校作了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长篇学术报告，畅谈了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突飞猛进、最新成就和发展趋势，提出应当有一门“科学的科学”学问，专门对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进行研究，在我国第一次正式使用了“科学的科学”这一概念。
倡导建立“科学的科学”的必然性。钱学森的这次讲话，后来以《现代科学技术》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论技术科学》一文时过20年之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航天部门实践技术科学强国之道20多年之后，钱学森以战略科学家的视野高瞻远瞩，总揽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全貌，率先提出建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并由此阐明“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产生的必然性。他指出：“当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和哲学的联系等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些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篇从整体上探讨科学技术的科学学研究作品。
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长文，犹如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之际的一声春雷，震撼全国科技界。这篇文章中的“科学的科学”概念，在学界引起广泛的热议。在人们的议论中，有关苏联科学学发展情况的介绍，进一步打开了知识闭塞甚久的人们的眼界。当1966年我国进入10年动乱之际，苏联恰在1966年翻译出版了祝贺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J.D. Bernal)的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发表25周年的纪念文集《科学的科学》(1964年)（М.Голдсмити А.Маккей Редактор. Наука о науке[C]. М.，1966.），引发科学学在苏联的复兴，迅速进入学术热潮。人们惊叹英美苏所用“科学的科学”(“science of science”，“Наука о науке”或“Наука науки”)名称，和钱学森10多年后提出但独立创议的用语、构词是如此一致。由此也足以证明“科学的科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世界普遍性。
尽管这些名称，以及“науковедение(科学学)”的学科术语，早在1926年苏联学者鲍里切夫斯基(И. Боричевский)（И.Боричевский.Науковедение как точная наука[J].Вестникзнания,1926,(12).）就开始使用，但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到苏联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使用；这个时期苏联涌现出凯德罗夫(Б.М. Кедров)、米库林斯基(С.Р. Микулиский)、多勃罗夫(Г.М. Добров)、纳里莫夫(В.В. Налимов)等从不同视角探索科学学的代表人物和科学学代表作（Г.М.Добров. Наука о науке. Введение в общее науковедение[M].М.: Наука, 1966；2-еиздание，Киев: Наук. думка, 1970. П.А.Рачков. Наукoведение：проблемы, структура,элементы[M]. Изд-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 1974.）。当时在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科技参赞处工作的韩秉成，了解到苏联的这些情况，对比俄文该学科的不同术语，依照汉语对学科的语言构词习惯，把“科学的科学”简化为“科学学”，编译了《科学学简介》[9]一文，刊于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一份内部刊物《国外科技组织管理》（第一集）上。该文第一次介绍了苏联科学学的发展情况，也首先使用了“科学学”的概念。
对于“科学学”这个概念术语及这门学科，当时我国科技界还存在不少争议，但得到了钱学森、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的认同和支持。
中国科学学的两篇奠基作。钱学森不仅是中国倡导科学学研究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创建科学学的学科第一人。钱学森1978年完成而于1979年在《哲学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10]文章，第一次公开使用“科学学”这一学科概念。这是我国首次创立并系统阐释科学学及其分支的科学技术体系学思想，以及科学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开篇之作。再次引起学术界对科学学的热烈而广泛的讨论，1979年7月到10月间著名学者于光远、龚育之、王兴成和查汝强均发表短文，参加这场学术研讨[11]。同年10月钱学森应约又撰写了《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的重要文章，刊载于《科研管理》试刊第3-4期上，后经增补在1980年《科研管理》创刊号上正式发表[12]。该文开头说：“在读到于光远、龚育之和王兴成同志的近作之后，受到教益，但我又感到意犹未尽，所以再写这篇文字，参加讨论，并向同志们请教。”该文更加深化和拓展了科学学的思想内涵，绘出了科学学大厦框架的蓝图。
钱学森的这两篇文章，全面而系统地阐发了科学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和分支学科，特别是关于科学学的结构由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政治科学学三个分支学科组成的理论框架，与公认的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的科学学思想和苏联学派的科学学思想相比，有着鲜明的独创性，堪称中国科学学的奠基作。
科学学奠基作之后的拓展和影响。在这两篇文章之后，钱学森始终如一地坚持和深化科学学的基本思想，其中最为着力的是他创建的科学技术体系学。他在不断地拓展科学技术体系边界的同时，也创议开展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新科学部门的研究[13]-[17]，赋予某些历来地位不定的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等领域在科学技术体系中的科学部门地位和新的研究方向。
为了推动科学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钱学森积极支持科学学的学术团体、学术交流、学术期刊和学科建设。1980年全国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前，他接受采访表达对会议的祝贺、支持和希望：“我是一个科学学的热心研究者，是一个积极分子，但是，由于工作离不开北京，不能去参加，希望与会的同志共同努力，开好这次会议。中国的科学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才开始发展，各地的研究工作者要紧密团结，加强协作。可以集中力量办好一个刊物。要把科学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很好结合起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18]他还谈到科学学要开展关于科学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科学技术如何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在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的影响下，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促进下，我国科学学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形成一个强大的学术高潮，成为中国科学学的黄金时代和世界科学学的活动中心之一。其标志性成果是，涌现出如赵红州的《关于科学家社会年龄问题的研究》(1979)等[19][20]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学术论文；翻译出版了一些世界科学学名著：贝尔纳的科学学奠基作《科学的社会功能》(1982)[21]及其发表25周年的纪念文集《科学的科学》(1985)[22]，苏联科学学主要奠基人多勃罗夫的专著《普通科学学导论》(1984)[23]和拉契科夫(П.А. Рачков)的专著《科学学：问题·结构·原理》(1984)[24]等；我国学者撰著了一批科学学专著或教科书：许立言、张碧晖、郑慕琦编著的《科学学概论》(1981，未正式出版)，关西普、季子林、陈士俊、王树恩的《科学学纲要》(1981)[25]，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的《科学学基础》(1983)[26]，田夫、王兴成主编的《科学学教程》(1983)[27]，赵红州的《科学能力学引论》(1984)[28]，杨沛霆等合著的《科学技术论》(1985)[29]和夏禹龙主编的《社会科学学》（1989）[30]，等等。
3.关于科学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
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关于科学学完整论述的两篇代表作中。下面将以这两篇文章为主，结合相关文章的论述，对钱学森科学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和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和解读，并在解读中对某些看法做必要的讨论。
关于科学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对于科学学的学科性质问题，钱学森认为，科学学就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来考察，研究和总结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既然是研究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科学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
据此，他给出了科学学的定义，指出：“什么是科学学?我认为，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的研究作为人类社会活动来研究的，研究科学技术活动的规律，它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是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科学学。”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不是现成的，而是要我们努力去创建的一门科学。我们面临的任务在其艰巨性方面，决不亚于马克思当年研究政治经济学。”按照这些论述，科学学似可分为一般科学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后者按钱学森的本意，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而这种指导作用既是“科学学作为科学地研究科学”题中应有之义，又包含于“科学地研究科学”之中，也意味着等价于一般科学学或普通科学学。但其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和体现在普通科学学的研究中，以实现科学学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这点又与英国伟大科学家贝尔纳科学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着惊人的巧合。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具有社会科学性质的科学学，受到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影响问题。根据钱学森对科学学分支学科的分析，科学技术体系学和科学能力学分别研究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与内在规律，不受社会制度影响；而政治科学学这一部分，是科研中的政治经济学，其规律受社会制度影响和制约。其实科学学的一部分受到的这种影响和影响程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无多大不同。这也不妨碍我们在科学学研究中借鉴和吸取国外学者学术成果中有价值的、合理的东西。钱学森肯定和借鉴库恩(T. Kuhn)关于科学革命结构及规范(范式)的观点，就是如此做的。无疑，谨慎地鉴别科学学领域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而出现的理论偏颇和谬误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我们警觉和抵御西方所谓“Science studies”中的反科学、伪科学、神秘主义和相对主义思潮与流派。国际科学计量学界正是据此而拒斥“Science studies”，而坚持贝尔纳科学学传统的学者如加菲尔德(E. Garfield)，就始终使用“Science of science”术语[31]。因此，秉承“科学学作为科学地分析科学”的理念，来开展科学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克服某些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把科学学和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提高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同等水平，仍是一项持久而艰巨的课题。
关于科学学的研究对象，以往通常局限于自然科学，但钱学森特别强调“科学学不能只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学，科学学也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学，而且也是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以及哲学的科学学”。这就是说，科学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科学知识领域和全部科学技术活动，而不仅是自然科学。
关于科学学与科研系统工程的关系。在《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篇文献中，钱学森从系统工程出发，引出科学学与科研系统工程的关系。他说：“我认为应该首先把技术和科学理论区分开，也就是把那一部分属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管理技术分出来，明确科学学是科研系统工程的一个主要基础，是科学，不属技术。讲组织管理科学技术的研究就不是科学学，而是研究系统工程，而这除了要运用科学学之外，还要引用经济科学以及其他有关科学技术。”
为避免科学学与科研系统工程相混淆，将二者严格区别开来是必要的，但同时又指出科学学是科研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反过来科研系统工程是科学学的应用技术。这就意味着可以把科学学分为理论科学学和应用科学学，或者分为科学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后来钱学森在对科学学研究者提出希望时主张“要把科学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很好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对他本人最初观点的一个补充。
科学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学科地位。对于科学学的学科地位，应当把属于社会科学的科学学放在社会科学体系中来考察，显然科学学与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政治学等基础学科不同，它在社会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中属于技术科学型的学问。钱学森在《探讨中国科协学》一文[32]中指出：科协学属于社会科学中的实用学科层次，社会科学中还有像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基础学科，而科学学则是中间层次的技术科学型学问，比科协学的层次要高。
综合上述两方面，我们可以依循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思想，构建一个科学学在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层次结构序列：“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或科学技术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科学学——科研系统工程(科技管理)”。颇有趣味的是，钱学森以技术科学为起点，进入科学技术体系，形成科学学，又借助社会科学体系，回到技术科学的原点。当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确认科学学的中介学科地位，有助于我们在科学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基础学科之间、在科学学与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各门应用技术学科之间，在科学学与相关科学部门各学科之间，深化认识科学学原有的交叉学科，发现和创建科学学新的交叉学科。
此外，钱学森还讲到科学学与其它学科的划分：科学学与所谓“软科学”不相干，科学学与自然辩证法还是不缠在一起为好，科学学是可以和自然辩证法分清研究领域的。
4.关于科学学的学科结构与内在统一
科学学的分支学科及其研究内容。钱学森始终强调科学学三个方面的研究或者三个分支学科：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和政治科学学。
科学技术体系学，是钱学森提出、创建和重点研究的科学学分支学科。他认为，科学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内容就是研究科学技术的分门别类，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学科体系的发展、演变，新学科的成长和老学科的消亡或重新划分，以及他后来讲到的学科交叉与交叉科学的发展及其在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学科位置[33]。这个分支学科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和广泛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
科学能力学，是赵红州提出来的。钱学森把科学能力学纳入科学学的分支学科，认为它是科研中的生产力经济学，不受社会制度影响，并根据赵红州的文章[34]提出，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的科学能力及其基本要素，探讨科学技术研究力量的形成，研究科学技术研究的内在规律，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革命问题，以及研究组织科学技术队伍中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科学能力的研究，已拓展到科学技术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的分析和评价等广泛的领域，形成非常活跃的局面，但似乎缺失科学能力学的归属感。
科学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是政治科学学。它研究科研领域的生产关系，是科研中的政治经济学。钱学森认为，其任务是研究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因此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现成的研究成果照搬过来。政治科学学的一个理论问题是搞清技术革命的概念，分析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的社会政治影响，同时也要研究上层建筑对科学技术的反作用。我国科学学界对于政治科学学，仅有赵红州和蒋国华等少数学者曾开展过富有成果的探索[35]，目前大都致力于政治科学学应用领域的科技政策与战略研究。
科学技术体系学的创见与功能。在科学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中，钱学森创建的科学技术体系学，是他最下功夫并不断探索的一个重点领域。其主要贡献是两大创见：第一个创见是对恩格斯科学分类思想和现有科学结构理论的深化、发展和创新。他指出：各门科学是一个整体，都负有探索整个客观世界的任务，各门科学各自研究的对象领域，只是它们分别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基本着眼点。这就突破了各门科学局限于狭窄研究对象的传统观点，把客观世界的系统整体和各别对象的着眼点统一起来。另一个创见是把现代科学技术的部门结构与层次结构统一为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一方面逐步把相对独立的各个知识领域纳入到科学技术的部门结构之中；另一方面每一个科学技术部门按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密切程度不同，划分为若干层次结构：哲学科学——中介哲学——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其知识形态为工程科学)。而部门结构和层次结构的统一机制，可归结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中介哲学原理的统领下，借助中间技术科学对多部门扩散与多层次渗透的作用，通过复杂巨系统的整体建构而实现的。
这里，我认为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学的功能，是值得我们大加阐发的。众所周知，“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科学学自诞生以来的研究主题和核心。可是在钱学森的科学学代表作中似乎不见“科学的社会功能”字眼，然而如果据此认为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忽视科学的社会功能，那就大错特错了。钱学森鲜明地指出，每个科学部门都担负着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因此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原理贯穿和融合于科学技术体系的各个科学部门和各个学科层次之中，从而通过科学技术体系把科学技术的认识世界功能和改造世界功能这两大基本功能展现出来。这种一般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各个科学技术部门展示各种具体功能，如自然科学技术部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社会科学技术部门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双重功能，等等；另一方面各个部门借助技术科学向基础科学、中介哲学层次的传递来实现认识世界的功能，借助技术科学向工程技术层次的传递而实现改造世界的功能。这就使科学的社会功能建立在充分的理论基础之上，避免了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泛泛之谈和随意推演。
对于这个科学技术体系的现状有两点值得深思和深究：一是，各个科学部门的排列顺序是否一一对应于客观世界各部分的演进序列，对此钱学森已从自然科学领域物质运动的层次序列上考虑过。但是在宏观科学部门体系的建构时如何具体体现恩格斯关于科学分类的时序性原则，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原理，仍有待于研究。二是，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是一个复杂网络结构。正如贝尔纳所说：“科学与其说像一棵树，不如说像一张网。”普赖斯多次论述并研究过科学论文通过引文而形成的论文网络[36][37]。如今已经可以通过科学计量学及知识可视化技术[38][39][40]，建立引文网络模型来构建宏观和微观的动态科学知识体系。对于科学技术体系如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加以深化与细化，颇值得一试。
科学学的基本分支学科及其内在统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我曾根据著名科学学家冯之浚关于以“制度科学学”的学科名称来代替“政治科学学”概念的建议，以及赵红州关于科学计量学是科学学的一门基本分支学科的公认见解，先后在柏林和北京的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基于科学计量学的制度科学学》(2000)[41]和《科学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基于科学计量学的中外科学学进展研究报告》(2005)[42]两篇文章，对此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文章认为，钱学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主要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动学说来考察科学技术活动，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两种关系进行研究的基本范式。据此，在钱学森科学学的学科结构的基础上，构成科学学内在统一的四个基本分支学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上研究科学技术活动及其反映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知识生产能力与规律的科学能力学；从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上研究在特定科研生产关系下的科学技术活动，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制度因素之间相互作用规律的制度科学学；研究科学知识生产力与科研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下科学技术活动的知识成果所形成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结构的科学体系学；用数理统计与数学方法定量研究科学技术活动与发展，为科学学上述三个分支学科提供量化分析手段的科学计量学。
5.结论与展望
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引下，结合他的技术科学理论与实践，总揽现代科学技术的全貌而形成的。钱学森关于科学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地位、学科结构所构成的科学学知识体系，成为我国科学学界的精神武装，为我国科学学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向我们展示的科学学理论大厦的蓝图恢宏壮观，但仍然带有宏观框架的性质，尚有若干楼层、结构与细节，乃至缺欠，有待广大科学学工作者加以补充、细化、修正和完善。正如他在1983年5月23日给我的信中谈到科学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时所说：“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学，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工作。正如您在信中指出的，还有许多内部联系与结构有待阐明。希望您和同志们把它搞清。当然，这也不简单。”
在其后的26年间，虽然科学技术体系学这一分支学科，业经钱学森本人和许多学者不断向纵深方向探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就钱学森描绘的整个科学学蓝图而言，我们科学学界离他寄予的莫大期待尚远。特别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出现全面体现钱学森关于科学学的性质、结构和内容撰写的科学学专著。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部反映钱学森科学学思想精髓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史》正在运作，即将面世。我们更期待科学学界继承和弘扬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把撰写一部能够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深化和发展钱学森科学学理论的学术专著，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 钱学森. 现代科学技术[N].人民日报，1977.12.9.第1-2版.
[2]Hsue-Shen Tsien.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J].J ofthe Chines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s,1948,(6)：1-14.中文：钱学森. 工程和工程科学[J].谈庆明译.力学进展，2009，39(6)：643-649.
[3]钱学森.论技术科学[J].科学通报，1957，(4)：97-104.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2.
[5]钱令希.钱学森与计算力学[A].2002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年鉴，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6]Wolfgang König.History ofTechnology Sciences[A].G. Banse, A. Grunwald, W. König，B.Ropohl.Erkennen und Gestalten. Eine Theorie der Technikwissenschaften[C]. Berlin:edition sigma，2006.
[7]钱学森.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J].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1)：33-34.
[8]陈益升.钱学森与科学学[J]. 科学学研究, 2009, (12)：1769-1771.
[9]韩秉成. 科学学简介[J].国外科技组织管理(内刊)，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1978，(1)：1-2.
[10]钱学森. 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J].哲学研究，1979，(1)：20-27.
[11]于光远.谈谈科学学；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学；王兴成.试谈科学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79.7.25。查汝强.关于科学学研究的一点意见.光明日报, 1979.10.21.
[12] 钱学森.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的问题——为《科研管理》创刊而作[J].科研管理，创刊号，1980，(1)：1-4.
[13]钱学森.再谈系统科学的体系.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81，(1)：2-4.
[14钱学森.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J].哲学研究,1980,(4)：7-13.
[15]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J].自然杂志,1981,(l)：3-7.
[16]钱学森.现代科学的结构——再论科学技术体系学[J].哲学研究,1983,(3)：19-22.
[17]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J].自然杂志,1983，(8)：563-567,572-640.
[18]钱学森.希望[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1，(1)：7.
[19]赵红州.关于科学家社会年龄问题的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4)：29-44.
[20]刘则渊，王海山. 近代世界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察[J]. 科研管理,1981 (1) ：7-21.
[21]J.D.贝尔纳. 科学的社会功能[M]. 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2]M.戈德史密斯，A.L.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C].赵红州，蒋国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23].М.多勃罗夫. 普通科学学导论(第二版)[M].王兴成等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24]П.А.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M].韩秉成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25]关西普，季子林，陈士俊，王树恩.科学学纲要：理论科学学基础.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26]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孙章. 科学学基础[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27]田夫，王兴成主编. 科学学教程[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28]赵红州. 科学能力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29]杨沛霆，陈昌曙，刘吉，冯之浚等.科学技术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
[30]夏禹龙主编.社会科学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31]E. Garfield. From the science of science to Scientometrics：visualizingthe history of science with HistCite software(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2009,3(3)：173-179.
[32]钱学森.《中国科协学》序——探讨中国科协学(1987)[A].高潮主编.中国科协学[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09.
[33]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和研究的展望[J].机械工程,1985，(03)：48.
[34]赵红州.试论社会的科学能力[J].红旗，1979，(04)：64-72.
[35]赵红州，蒋国华. 论政治科学现象[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8，(05)：16-18；司佾.论政治科学学[J].民主与科学，1990，(1)：21-23；赵红州. 论科研生产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1996，(1)：17-30；赵红州.论科研生产关系与我国科研体制改革问题[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6,(1)：35-39；1996,(2)：41-45.
[36]普赖斯，DJD.科学的科学(A).载戈德史密斯M.，马凯A.L主编.科学的科学（C）.赵红州，蒋国华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234.
[37]Price DJD. Networks of Scientific Papers[J].Science,1956,149(3683):510-515.
[38]刘则渊，陈悦，侯海燕等.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9]Chen C.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 JASIST. 2006, 57(3):359-377.
[40]Chen C.,et al．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o‐Citation Clusters: AMultiple‐Perspective Co‐Citation Analysis[J]．JASISE. 2010，61(7):1386–1409.
[41]Liu Zeyuan. On Scientometrics-Based Institutional the Science ofScience. Second Berlin Workshop on Scientometrics and Informetrics:Collaboration in Science and in Technology and The First COLLNET Meeting，1— 4.September 2000.at the Free University Berlin, Germany.
[42]刘则渊.科学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基于科学计量学的中外科学学进展研究报告[J].科学学研究，2006，24(1)：1-11.
▼
作者简介
刘则渊，男，湖北恩施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理工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1957-1962年在大连工学院机械工程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新时期转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学领域。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第一任院长，为该校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开拓者与学术奠基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四、五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现为该研究会理事及科学学理论及学科建设专委会顾问。大连市第11-12届人大代表暨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大连市科协常委。大连市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2010年由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学理论、科学计量学与科技管理学，发展战略学，技术哲学。创办了第一个科学学与科技管理学科博士学位点，率先在中国命名和引入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国际合作、创建WISE实验室，把我国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推进到新的阶段，进入国际学术前沿；WISE实验室被SCI之父加菲尔德誉为世界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心之一。为国内最早倡导和开展技术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被同行称为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四大领军人物之一，2013年由我国技术哲学奠基人陈昌曙命名的技术哲学发展基金会授予首届技术哲学贡献奖。
主要代表作有：论文《近代世界哲学高潮和科学中心关系的历史考查》(科研管理,1981,2)和《科学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思考》(科学学研究,2006,1)等；著作《技术开发原理与方法》(1986)、《发展战略学》(1988)、《现代科学技术与发展导论》(2003)、《德国技术哲学研究》(2008)、《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2008)、《技术科学前沿图谱与强国战略》(2011)和《生态城市前沿探索》(2011)等。主编“知识计量与知识图谱”丛书二辑共10册。
本文原刊于2012年第1期《科学学研究》，作者授权三思派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