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创新型经济，是实现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所在。为此，需要尽快协同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累积先发优势，发展新组织，创造新供给，建构新产业，缔造新规制，以引领全世界，开辟新未来。

　　

　　综合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及上海发展态势，可以认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关键在于紧紧把握住未来10到20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打造科技先发优势，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形成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一、创新型经济：从追赶迈向赶超的必然选择

　　

　　综合经济学研究和发达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在经济起飞之后，这些国家一般都会采取国家导向型战略来促进经济发展，历史上英国、美国以及日本和韩国莫不如此；在追赶任务基本完成之后，都会转向企业家型/创新型经济。事实上，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利用科技创新开辟新供给，以“正和博弈”创造新空间的。不能顺利“晋级”的经济体将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创新型经济的“创新竞赛”中如果不能持续涌现出引领潮流的新锐企业，也将形成大企业型经济：社会富裕稳定、经济增长乏力。而惟有锐意进取的国家，才能继续以创新型经济实现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如图所示）。

　　

　　由是，当今世界形成四种基本经济形态：

　　

　　1.寡头控制型经济。大量的权利和财富由一小批拥有特权地位的个人和家族所拥有，资源型的国家往往如此，个别很富裕，但绝大部分增长乏力。

　　

　　2.国家导向型经济。主要由政府选择并支持认为能获得竞争优势的特定行业、特殊企业，典型如1980年代以前的日本、1990年代以前的韩国等。

　　

　　3.大企业主导型经济。历史悠久的巨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承担主要任务，如今天的一些欧洲国家和日本。

　　

　　4.企业家型经济，或称为创新型经济。成熟的大企业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协同，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是这一类经济的典型。

　　

　　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历程充满歧路。曾经推动成功的因素，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往往会成为严重的阻滞因素。当追赶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一些领域已经没有清晰的领先者可以复制或追随，经济必须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就中国而言，尽管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还有不小的距离，但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科技创新“领并跑”能力已大幅提升。按照人均GDP的标准，上海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为此，加快形成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已经成为上海的必然选择。

　　

　　二、4+4：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基本条件

　　

　　美国创新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1922-）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迈向创新型经济有四个充要条件：

　　

　　1.创业要“易”，宽松有序的商事管理：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使得开办、经营和关闭企业相当便捷。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调查，在最穷的国家，开办一个企业需要59天时间和人均年收入的122%，而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平均只需要27天时间和人均年收入的8%。

　　

　　2.创新有“利”，创新友好的激励机制：创业者和企业家能够有效地获取金融体系的支持，同时，要给予企业家创新活动以最小的税收水平和最适宜的征税方式，进而使得创新能够获得一个足够的盈利空间和机会窗口。

　　

　　3.寻租无“益”，严格有效的产权保护：建立有效的专利制度，严厉禁止瓜分别人创造性成果的行为，使得知识产权和科技创新成果获取的超额利润能得到有效保护，而那些非创新性活动则不能获得超额的收益。

　　

　　4.竞赛持“续”，鼓励竞合的市场环境：持续的创新竞赛，促使一批又一批新锐企业成为引领潮流的领袖型企业。在硅谷，每十年左右，就会涌现出一批引领潮流的新锐企业，而其中总有若干家会成长为相关新兴行业的领导者。今天美国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不少在1960年时根本不存在，或是较小的企业。在欧洲，最大的企业在1960年时就已经很大了。

　　

　　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和实践还表明，以下四个方面对于迈向创新型经济也非常重要：

　　

　　5.科技向“前”，愿景导向的前瞻研发：无论是基础性和还是应用性的科技研发，都能够与清晰的愿景密切关联，体现出自主性、引领性和带动性。如美国1980年代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以“巩固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为重要指引。

　　

　　6.聚才以“容”，开放流动的人才机制：以最大程度的包容性吸引和集聚全球人才，不仅给予他们在机构间横向流动的充分便利，更能提供向上发展的纵向流动机会。还能在平衡竞业限制基础上，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足够的专业化、技能型人力资源。

　　

　　7.文化尚“勇”，探求未知的风险精神：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1941-）估计，平均而言，发明者得到的源自其发明的总收益不高于3%。如此低的经济收益，却有无数的发明者和创业者为之前赴后继，说明整个社会能够为这种勇于探索、不惧失败的创业行为给予最高认可和顶礼膜拜。

　　

　　8.市场求“全”，国际视野的市场拓殖：在全球创新网络的基础上，要想顺利转向创新型经济，就必须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核算，甚至要能够拥有改变世界的魄力和能力。在硅谷，无数新锐小企业都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从创业之初就注重全球化运作。如打车软件Uber，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全球化布局。

　　

　　三、智慧众创：21世纪创新型经济的新特质

　　

　　历史上发展出来的创新型经济，往往在以下四大方面体现出创新性：

　　

　　1.新科技创造新供给：集中爆发的科技发明创造，催生出一批新企业，向社会和市场投放一系列新产品和新服务。如美国开始崛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现出一批创新型企业，如GE（通用电气，1878年）、PG&E（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1879年）、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1885年）、可口可乐（1886年）、DTE（即Detroit Edison Company，其前身为1886年成立于底特律的爱迪生照明公司）、福特（1903年）、GM（通用汽车，1908年）、波音（1916年）等。

　　

　　2.新能源建构新制造：基于新的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建构起一套新的生产制造体系、新的产业门类。如英国低廉的煤炭造就了基于蒸汽机的工业体系，美国丰富的石油开创了石化、汽车等产业。美国还开辟了电力这一新型能源利用形式，作为电力驱动和电子信息等产业的根基。可以说，人们利用能源的种类和方式，决定着制造业的体系结构和价值分配。

　　

　　3.新模式催生新组织：适应和引领新制造体系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新理念和机制，催生出相应的新型生产、服务、研发和社会组织。如意大利的大学制度、荷兰的企业制度、英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国的科学社团、德国的企业研发机构、美国的“福特制”等。

　　

　　4.新需求造就新经济：新产品、新服务、新消费塑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当这种供需适配的规模持续扩大，新的经济形态就被确立起来。如美国的批量化生产、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席卷了全球。

　　

　　早在1985年，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指出，经济体系发生了从“管理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今天及未来10到20年，21世纪的创新型经济将可能体现出以下特质：

　　

　　1.“智能增强”：创造巨量市场空间的新产品新服务。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接触到的一切产品和服务，都在快速智能化，由此开拓出一系列巨量市场。咨询公司麦肯锡认为物联网将形成万亿美元级的巨量市场，许多行业资讯公司都预测机器人、AI（人工智能）等在2020年前都将达到1200亿到1300亿美元的规模。

　　

　　2.“能源互联”：缔造大规模个性定制生产服务系统。分布式能源与能源互联网的发展，促进着分散化生产、个性化定制的发展。国际机构预测，2030年，可再生能源比例将达30%以上。基于新能源和能源的新利用方式（如光能在计算、通信、显示、照明等领域的应用），体现全球设计、个性定制、协同制造、分散生产、就近销售等特征的生产制造与服务新体系正建立起来。

　　

　　3.“资源分享”：孵育网络化社群特征的创新型组织。因工业革命而解构的农业经济中的社群，将在未来社会中“复兴”。未来组织的边界更加模糊，网络化社群在更大范围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智慧资源的战略性集成，“福特制”组织正向网络化生态社群的新型组织演化。在社会生活中，资源在分享中实现价值最大化。有机构预测，到2030年，按需出行服务和数据驱动的服务等，将为汽车销售额外增加1.5万亿美元收入，每10辆汽车中就有1辆是共享汽车，30%的里程将来自共享出行。

　　

　　4.“健康延展”：造就生命高质延续的经济社会形态。《资源革命：如何抓住一百年来最大的商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一书认为，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分别使全球13%和16%的人口经历了工业化，第三次将使得37%、25亿的全球人口（中国、印度等）实现工业化，这不仅不会带来资源灾难，相反将带来巨大财富增值空间，也将深刻改变全球经济。人们对更高质量的生命过程、生活状态、生态环境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

　　

　　四、迈向21世纪创新型经济：上海的战略选择

　　

　　按照相关部署，上海将在2020年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框架体系，在2030年形成核心功能。分析新加坡、香港等新兴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历程，在人均GDP进入2万美元之后，大约10到15年内人均GDP将再提高一倍，如香港和新加坡在2000年前达到2万美元的水平，今天新加坡超过5万美元，香港接近4万美元。可以说，发展创新型经济，是实现高水平经济增长的根本所在。为此，需要尽快协同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累积先发优势，发展新组织，创造新供给，建构新产业，缔造新规制，以引领全世界，开辟新未来。

　　

　　1.打造科技先发优势，促进引领性发展。根据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调研，我国已有16.3%和30.0%的技术领域分别处于“领跑”和“并跑”状态，而上海在我国“领跑”和“并跑”格局中均占据九分之一的重要地位。进一步需要在人工智能、脑与认知、基因调控、先进能源、超材料、海洋空天等领域实施超前部署，并在一些重点方向（如脑科学、表型组、材料基因组等）上，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依托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率先在上海发起全球性大科技合作计划，以突破性科技和颠覆性创新，开拓“非对称性”的蓝海市场，将“后发优势”顺利转换为“先发优势”，从追赶转向赶超。按照“十年磨一剑”的魄力和耐力，按照“今天的科学研究”“明天的主导技术”“后天的支柱产业”的思路，超前布局前沿技术，打造未来10到15年支撑更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新兴支柱产业。

　　

　　2.主动实施能源变革，构建新型产业体系。英美的崛起，都得益于低廉能源成本+高工资模式，进而以大量替代人力的发明创造和资本装备，开辟出新产业，以“正和博弈”顺利实现了对领先国家的超越。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电力革命时期，伦敦和纽约等大都市都是当时能源技术创新和先进能源应用的中心。进一步需要高度关注未来先进能源发展态势，主动推广应用光电、风电、能源互联网等，在未来智能交通、光的自由运用、氢能源经济等领域，培育出一批领先的创新型跨国公司，重构全球产业分工与价值分配格局。

　　

　　3.激励管理模式创新，育成各类新型组织。OECD在上世纪70年代的调研表明，福特制的生产、服务、研发组织形态已开始制约新科技的发展。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深度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新型组织形态开始涌现。上海应积极促进各类新型生产组织、新型研发组织、新型服务组织、新型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通过“制度基因诱变”形成“创新的新物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使上海为世界贡献出研发与创新的新组织、新形态。

　　

　　4.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治理能力。科技体制改革的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科技人员的生产力。上海要充分利用“三区（自主创新示范区、自贸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叠加”的优势进一步放松管制，加快商事主体管理改革，给予各类国民企业同等待遇，为创业和企业发展带来更多便利，在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培育更多具有世界500强规模的创新型民营跨国公司，形成创新型创业者和企业家持续涌现的机制和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形成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打破资产保值增值的狭隘框架，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效益评价置于提振产业、促进就业的国家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大背景之下。要强化政府信息与数据公开，形成统合领导、多方协商、部门执行、第三方实施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机制，使上海成为世界上对科技创新最友好的城市之一，对我国和全球激励科技创新的制度创新具有较强的引领能力。

　　

　　（作者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