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核心在于增强具有影响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实力、能力和引领力，关键在于紧紧抓住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的重大机遇，加快形成世界级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新格局，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引领型城市

　　

　　迈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上海，核心在于增强具有影响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实力、能力和引领力，关键在于紧紧抓住人类进入智能时代的重大机遇，加快形成世界级的创新型经济发展新格局，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引领型城市。

　　

　　创新型经济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引擎

　　

　　美国制造业衰落，引致了从“全球美国化”(美国向世界输出文化、产品等)　向“美国全球化”(美国产品和消费更多依赖于全球化生产)　的转变。随着特朗普总统任期开始，美国的“英国化”甚至“内卷化”趋势开始显现。

　　

　　全球化主导力量衰退的背后，根本原因在于制造业创新匮乏。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中认为，近几十年中，美国科技创新并没有取得能够促进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繁荣的重大进步；相反，互联网这类科技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来了“失业型复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得出结论说：“创新萎缩是1972年之后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全球范围内新产业的创造进入到一个“缄默的孕育期”，基于成本的创新和基于效率的创新，已经将“低垂的果实”采摘殆尽，全世界都期待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制造、新服务、新商业，从而摆脱经济长期低迷的“泥潭”，进入新一轮的繁荣周期。可以说，全球化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谁能够率先发展出世界级的创新型经济，谁将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并引领世界走向新一轮繁荣。

　　

　　发展创新型经济是大国崛起之路

　　

　　创新型经济往往会对人类社会及其所依赖的能源、物质、信息三大资源的利用方式产生重大改进，形成新型能源动力系统、新型生产制造部门和新型信息网络基础，并对国际格局、社会形态甚至人本身产生深刻影响。英、法、德、美、日等国均因率先形成或牢牢把握住新一代创新型经济而实现了大国崛起。

　　

　　创新型经济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先发性。科技与产业的先发原创优势明显，源源不断地创造和应用新科技新知识，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前沿重镇。二是颠覆性。大量的破坏性创新创造出一系列新的价值网络，产品创新极为活跃，新需求被开发被满足，新市场被开辟被拓殖，原有产业　(体系)　受到“创造性破坏”的毁灭性冲击。三是全球性。全球多个领先区域竞合推进，谁能率先形成领先市场、主导设计和创新规制，谁将成为新一轮繁荣和全球化中的引导力量。四是创造性。创新型经济部门为整个经济注入新的边际效应递增机制，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模式、新的组织形式使人们的创造性得到最大程度释放，社会文化为新一轮繁荣做好了充分准备。

　　

　　今天，能源动力转换、物质材料制造、信息网络基础等方面开始涌现出破坏性创新的前兆———人工智能、新型能源、生命科学等的快速融合发展，正极大地促动着能源变革、智能制造、泛在互联、人体增强等———人机合成智能时代正在到来。中国惟有紧紧把握科技发展新趋势，率先形成21世纪智能化的创新型经济，才能迈向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实现大国崛起。

　　

　　打造“可编程”的智能前沿城市

　　

　　大国崛起过程中，国内的区域和城市系统将形成一个规模和范围效应均能够满足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创新网络，并由一个或多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关键枢纽，链接到全球价值网络之中。

　　

　　在这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城市中，往往会形成三种核心功能的中心：一是科技创意中心，主要负责文化创意、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创业支持等，往往是本国科教资源最密集的都市；二是产业创立中心，主要负责创制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往往是新兴制造中心城市；三是领先市场中心，主要负责创意与创造的连接、新产品的领先性应用和规模化放大，往往是本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城市，也是创新型经济决战决胜的关键枢纽。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牛津可被认为是创意中心，曼彻斯特是创造中心，伦敦则是领先市场中心。电力革命时期的美国，剑桥　(马萨诸塞州)　可被认为创意中心，底特律是创造中心，纽约则是领先市场中心；今天的硅谷更接近一个创造中心。

　　

　　上海加快促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加快形成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一是超前部署世界级水平的智能基础设施。强化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提升基础设施的可感知程度。在2040城市规划中应充分考虑诸如可充电的自动化公路、中低空无人机通道、基于分布式制造技术的城市生产等带来的新需求。系统部署支持自动驾驶、无人机、量子通信、5G、能源互联网、物联网等智能基础设施，加大对现有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改造的投资力度。把上海打造成为世界上最有“灵性”、“可编程”的智能前沿城市之一。二是大胆实施更具世界引领性的原始创新。三是增殖创新资本放大科技创新财富效应。四是强化集聚英才的文化创新和组织创新。五是形成对科技创新最为友好的治理体系。

　　

　　未来，“黑天鹅”可能会更频繁出现，因为“黑天鹅”本身就源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夕的各种不可预知性。应对“黑天鹅”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创造出最大的“黑天鹅”———发展创新型经济。

　　

　　(作者李万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本文2017年3月24日刊登于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