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市委报告指出，上海要勇担当、敢改革、善创新，立于改革开放潮头，走在创新发展前头。

　　

　　勇当排头兵、敢为先行者，关键要以自贸试验区改革为突破口，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重要载体，持续挖掘制度创新红利，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动力，为国家深化改革创新开拓新路。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

　　

　　记者：这些年“改革创新”在上海一直是高频词，此次党代会报告将“抓好改革创新这个重大战略举措”作为指导思想之一，怎么理解？

　　

　　金东寒：改革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对经济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上海这几年改革创新进步很大，经济质量显著提升。比如第三产业增加值，五年前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是57.9%，当时规划目标是65%，现在已经到了70%；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总值，那时候只有2.9%，奋斗目标是3.3%，现在已经达到3.8%。可以看出，上海经济由追求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但改革仍在路上，正如韩正同志在报告里讲到的，上海仍存在“城市的创造活力、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骆大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过去五年，上海率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很不平凡的成就，已经到了实现创新能力跃升的关键时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上海才可以担负起更宏大的使命，拿出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改革创新勇气，瞄准世界重大科技前沿、布局重大战略性项目、建设重大基础设施，从而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创新竞争与合作，抢抓未来发展先机。

　　

　　李跃旗：整个报告主题非常鲜明，就是当好排头兵、先行者，这也是对总书记要求上海有“四个新作为”的明确呼应。报告同时强调，城市要增强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无论是“新作为”还是“三个力”，都要由改革创新支撑。

　　

　　记者：也就是说，要通过持续改革创新，来解决发展动力和市场活力问题。

　　

　　金东寒：对，要通过改革创新，尤其是放权、松绑来激发活力。上海原来基础工业较好，像大电气、化工等占了很大份额，但大企业习惯了按部就班，创新氛围不足。就好比美国128公路与西部硅谷，同样有著名大学、有大企业，前者发展不如后者，差的就是创新文化。

　　

　　核心是解决动力机制问题

　　

　　记者：讨论报告时，不少人提到了动力问题。我们说创新驱动发展，那么什么来驱动创新？

　　

　　骆大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由谁来创新、动力哪里来、成果如何用三个问题。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坚持把改革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抓手，具体来说，就是要围绕各类创新主体的需求和诉求，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实现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

　　

　　金东寒：我觉得，创新动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家的动力不足。李克强总理连续两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要发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就是创新。如果我是企业一把手，我要想创新，就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专业研发团队，建试验台，制定激励措施，如果我不想做，我就应付应付。企业家想不想创新，决定了企业能不能创新。因此，政策应该为企业家提供，让他们有动力去创新。首先要改革的是考核机制，从原来考核规模、当期利润，重视短期效应，变成考核长期效益，关心公司价值。

　　

　　政府不能只是号召大家创新，要设计机制激励创新。比如，国有企业研发投入，一方面要求它加大投入，一方面又要考核利润。企业增加一亿元研发经费，利润就少了一亿，当然不乐意。如果改变政策把研发投入作为利润，一亿元算作考核业绩，那企业肯定愿意干，因为一旦投入，后面可能带来更大的业绩。

　　

　　记者：所以，制度创新是关键。

　　

　　骆大进：报告提出，以系统推进全面改革创新为抓手，建立符合创新规律的管理制度。我理解，这是一套制度体系。既要改革优化科研投入、组织、评价机制，让科学家能够潜心研究、仰望星空，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更要改革创新市场、产业、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创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环境，引导激励企业家主导创新。与此同时，政府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在公共平台建设、重大战略项目等方面加大投入，要更好发挥监管作用。政府监管，不单单是设置准入门槛，还应该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引导。

　　

　　李跃旗：今天上海要一步步朝前走，不断取得新突破新发展，人力资本方面的红利已经没有了，更多就是制度创新的红利，要让更多市场主体享受。对政府来说，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必然需要政府通过自身改革转变职能、提升能力。新一轮上海自贸区建设方案中提到，浦东要打造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这个“先行区”不光是浦东要做，而是全上海各区都要做，我们必须主动借鉴。

　　

　　政府“放管服”的过程，是个刀刃内向的过程，首先就需要政府部门打破思维惯性、跳出部门利益。这方面，上海这些年做得越来越好。曾几何时，我们有好多单位，一个数据都不肯拿出来共享，这样裹足不前，怎么可能做“排头兵、先行者”？但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习惯主动跨前一步。

　　

　　人是创新的根基

　　

　　记者：现阶段，改革创新的瓶颈在哪里？

　　

　　李跃旗：我常常跟企业管理者聊，得到的一个最大反馈是，我们各项政策系统集成还需要加大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就对上海有过明确要求，要加快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系统集成，“系统集成”的概念已经被反复强调。但怎么把集成做到实处，让各项政策、措施相互嫁接，而不是互不相干，甚至相互打架，这还需要持续努力，中间有许多节点需要打通。另一个就是“纸变成钱”的能力，这是上海突出瓶颈，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尤其在转移转化平台的建设上使力。

　　

　　骆大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着力提升高校、院所的科技原创能力，更要着力发挥企业在成果转化中的主导作用，还要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瓶颈制约。一方面，要在科技成果“三权下放”的同时，加大简政力度，扩大高校院所自主权，包括改革完善绩效工资、专技岗位管理等制度安排，让科研人员幸福指数跑赢经济增长速度，激发科研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公办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责任，建立年度报告机制，综合评估其经济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单个成果的价格转让。

　　

　　金东寒：人才是创新的根基。以前在学校评价教授就是发论文，看杂志的影响力、看影响因子。我们正在转变这种观念，工科学校不看广告看疗效，杂志就是广告，成果有企业购买才是疗效，做出实绩待遇就该比发论文高。社会要支持创业，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很有情怀，休学了几次创办社会企业，我们都支持他。当前来看，上海各类孵化器的转型做得不错，为从零开始的创业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记者：作为执政者，该有哪些作为？

　　

　　李跃旗：总的来说，是9个字，加“四组关系”。9个字，“站好位，不缺位，有作为”。我们有一句话，“科创航船上没有看客”。什么意思，政府也好、企事业单位也好、高校科研院所也好，大家都要把创新当作自己的份内事，把科创中心建设当作共同的机遇。

　　

　　“四组关系”，一是把握点和面的关系，既要有全面的布局，也要有点状支撑，这样才有扎实的落脚点。二是把握大和小的关系，既要有“大象起舞”，又要有“蚂蚁雄兵”，能够以大兼小、以小见大。浦东有四梁八柱，而其他重要承载区则有跨国公司总部、研发组织，还有成长性好的小微企业。它们的活力需要被充分调动起来。三是把握宏观设计和微观实效间的关系，既要总体把握，又要实实在在见效，理念规划不能空谈。四是把握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关系，既要培育呵护出一个高效市场，也要打造出一个有为政府。

　　

　　同时，今天特别要注意为创新营造环境，这个环境要能够充分体现政府服务的便利性、制度激励的可及性、人才吸引的突破性。制度激励，各级各类平台、体系、政策落地，是基层政府需要紧盯不放的。人才方面也是，政府需要营造一个真正适合各类人才近悦远来的软环境。

　　

　　记者：对上海改革创新，还有什么建议？

　　

　　金东寒：创新是讲究回报的，目前上海的改革创新还不够聚焦，产业特色不够鲜明。硅谷的特色是IT，全世界IT企业都在那里建研发中心，否则就没有话语权。但中国的城市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我觉得，上海未来有两个机会应当抓住，一是航空产业。大飞机刚刚试飞成功，未来飞机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可以聚集起一批高附加值产业。二是豪华邮轮产业，300亿元的产业基金已在宝山区成立。技术门槛和高附加值，将使它们成为上海的标志产业。

　　

　　李跃旗：目前各个地方都在围绕科创中心建设快马加鞭，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相互“争抢”团队、资源的现象。有时候，几个地方一“抢”，研究团队觉得自己水涨船高，开始左顾右盼，精力都放在比较上，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科技成果转化讲求时效性，有时也许这么一拖就拖没了。归根到底，这对创新是一种损害。

　　

　　一个创新团队，不可能四面开花，还是要集中精力着眼长远。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广西时考察说，要让适宜的种子在适宜的环境下开花结果。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启示，还是要根据自身特点去谋篇布局，千万要破除本位意识，不然非但对大局无益，甚至会让创新人才武功全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