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内一些人工智能企业实现了戴口罩人脸的高识别率，却在“走出去”过程中怕被质疑而没有进行宣传。今天上午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年度观察2019》发布会上，相关话题引起了专家议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研究员表示，这与关于强制性戴口罩的争议一样，都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差异。

　　

　　上海学者主导撰写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年度观察2019》正是为了加强各国专家交流，通过全球法律、伦理、技术等层面的对话谋求共识，推进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全球合作。

　　

　　图灵奖、诺奖得主参与撰写

　　

　　据石谦介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年度观察2019》是全球首份由全球业内顶级专家共同参与撰写的人工智能治理报告，也是首份由我国智库发起、全球参与的人工智能治理报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图灵奖获得者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伊莱克利·伯利兹、欧洲议会议员伊娃·凯利、美国人工智能协会2021主席杨强、美国人工智能协会2020主席弗朗西斯卡·罗西等50位来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研究重镇或重要组织机构的专家参与撰写。

　　

　　“我们判断，最近几年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形成的关键期。”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辉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年度观察2019》显示，治理主体去年全面到位，重要国际组织和国家、地区政府持续发布准则。除了联合国组织的活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纷纷将人工智能治理列为重要议题。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高级专家组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指南》和《人工智能政策与投资建议》，为欧洲人工智能治理勾勒出一个全面蓝图。中国科技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新加坡推出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等也受到广泛关注。

　　

　　2019年，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的法律效力在加强，“硬法”逐渐增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要求，把所有试图影响居民投票或购买行为的自动在线账户公开标识为“机器人”；旧金山等地出台法律，限制人脸识别应用，对这种应用较为普遍的技术进行直接规制。

　　

　　和不愿意戴口罩是同样道理

　　

　　发布会上，国内人工智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引起议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工智能企业加强技术研发，达到了很高的戴口罩人脸识别率。在办公楼宇，他们开发的出入口通行模块无需上班员工摘下口罩，即可完成人脸识别考勤。这种模块还能识别口罩，上班员工只有戴口罩，设备才会予以放行，通过无接触方式降低传染风险。然而类似技术在海外推广中，就有可能遇到有关隐私等问题的讨论。

　　

　　不少与会专家觉得，疫情期间戴口罩很有必要，而在上班考勤等场景中，人脸识别是很便捷的先进技术，所以提升戴口罩的人脸识别率是一种有价值的技术改进，是解决特点需求的创新。石谦认为，“不同的理解体现了文化差异，和疫情期间很多西方人不愿意戴口罩是同样道理。”

　　

　　企业成为人工智能治理重要主体

　　

　　文化差异是各国、各地区人工智能治理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文化差异相关的还有法律法规、伦理规范上的差异。据了解，国内不少人工智能企业有团队专门研究各国和各地区的法律和政策，以规避进入当地市场面临的风险。“比如我们进入欧盟市场前，就要研究欧盟在人工智能、数据隐私等方面的法律、政策等规范性文件。我们还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因为人工智能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位与会产业界专家说。

　　

　　李辉认为，中国企业的积极作为表明，企业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人工智能治理主体。2019年，国内外一些企业主动通过技术研发、标准制订等手段参与治理，防止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正当应用。

　　

　　在美国，谷歌发布了一个数据集，帮助相关机构检测合成声音，识别语音造假；脸书和人工智能伙伴等组织发起了“深度造假”检测比赛，促进假视频检测技术水平的提升。

　　

　　在中国，商汤科技设立了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探索与欧盟委员会、OECD等组织的沟通合作，推动全球跨政府之间达成人工智能治理和伦理方面的原则协议；作为我国人脸识别国家标准组组长单位，商汤正在牵头或参与制订一系列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国内行业标准，以规范人脸识别等视觉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本文刊登于4月30日《上观新闻》，作者俞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