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期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琦岩就OECD最新的“知识三角”政策试点对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级经济学家Mario Cervantes。本文为对话全文。
刘琦岩：Cervantes先生，对您在演讲中提及的“知识三角”政策非常感兴趣，可否再详细介绍该政策提出的背景、进展和主要特征？
Cervantes：非常感谢您的关注。“知识三角”政策框架更加关注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扮演多重角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强调集成科研、创新与教育政策需求于一体的政策框架，尤其强调提升高等教育机构对本地和国家经济的贡献。目前在欧洲，创新变化虽然很快，但教育仍然保持原来的模式。成年人竞争力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60%的成年人不知道如何运用科技。欧洲现在就业率虽然很高，但是很多企业的劳动力资源仍然处于短缺状态。培养成年劳动力（25-55岁）的科技创新技能，成为势在必行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知识三角”理论要着重强调教育这个因素，即教育要随创新变化来更新升级。
该政策提出的背景主要基于，如何更全面测度并提升大学对创新的贡献。传统的高等教育与科研政策关注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及培养高质量科研人才的贡献，在创新功能方面，过去几十年的政策重点在于通过立法改革提升大学科研对创新的贡献（如拜杜法案），以及建立相关基础设施（如技术转移办公室）促进公共科研与产业间的联系。但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而言，面临如此多方面和多重需求，也面临着测度和量化其创新贡献的压力，因此，各方开始关注教育和科研对创新产生影响的途径和政策研究。
刘琦岩：以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螺旋模型，可否理解为“知识三角”将关注视角放置于高校本身？是否基于当前创新发展的迫切需求？
Cervantes：“当知识成为新产品开发和形成未来产品开发基础结构的一个更重要的要素时，知识生产机构对于创新而言变得越来越重要”。其结果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大都定位于毗邻大学的地方，那些发源于大学研究与教学活动的新公司的出现与发展，以实例说明了在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正在进行着明显的结构重组：大学及其他的知识生产机构正在成为社会的主要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起创新组织者领导作用的核心螺旋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三角将关注视角放置于高校本身，认为“大学和其他知识生产机构能力的加强经常成为关键因素，成为智力资本以某种形式更新旧经济或创造新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
刘琦岩：的确，“知识三角”这一概念框架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也很有启发。中国情况也类似，大学教育更多关注于知识的传输，而在推进科学技术、创新等与社会、商业之间的融合、互动交流方面，做得很不够。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目前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知识三角”的视角上看，核心在于促进高校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推动高校培养人才在创新创业能力方面的整体提升。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和欧美情况不同的是，欧美的大学相当比例都是私立大学，但中国高校大多为公立机构，如何更好地平衡教育、科研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在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更显重要。2015年以来，中国相继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出台了《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法规政策。其着力点之一也是促进大学、科研院所等机构的成果转化。由于大学自主权的提升，协调和集成多重使命的任务就落到了大学自身。目前很多高校也开启了众多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和创业学院等。但总体而言，还需要从使命定位与机构职能设置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的探索。
Cervantes：是的，非常赞同您的观点，作为创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需要保有研究的自主性和中立性，同时还需要将创新方向和社会需求有机整合到教育和研究过程当中，突出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以及相关创新创业活动的重要作用，以此来促进知识扩散及促进科研机构更多的社会参与。
刘琦岩：目前，中国的“双创”，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大学生创新创业，培育大学的创新精神，以及推进相关创业活动的展开。请问，“知识三角”这一政策目前在OECD只是出于研究阶段，还是已经作为政策在实施推进？推动“知识三角”的政策实践如何？
Cervantes：欧洲国家已较为广泛接受这一理念，OECD出版了《知识三角》报告，目前已在北欧国家开展了试点推进。如在挪威，医疗卫生科学领域通过自上而下的方法推动“知识三角”，一方面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具有清晰的使命来服务于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公立医院和医学院系间的互动实现专业化的医疗保健服务。
刘琦岩：“知识三角”的政策实践确实需要试点推进，因为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改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知识三角”相关的治理结构方面有哪些举措？
Cervantes：在这个领域，各国都存在管理分割的问题，因此需要国家层面的教育、科研与创新政策协调。协调的方式包括跨部门的理事会或通过战略性文件，如创新战略文件提出联合政策行动的方向。如德国在1998年的《高等教育总纲法》中就将“知识和技术转移”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第三使命，有些国家也制定专门的创新资助计划以支持中小企业开展相关活动。第三使命是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除教育和科研之外的使命，包括技术商业化和技术转移、终生学习与继续教育及社会参与等。此外，“知识三角”尤其需要高校与区域层面的协调，高校在推动区域创新发展中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刘琦岩: “知识三角”其理念和政策实践值得关注。目前，中国已在致力于将学校、研究机构和社会实践空间结合起来，致力于推动大学和当地社会的联动。这实质上是一种“产学研的升级版”。过去是直接给钱、给楼等粗放式行为，现在是各方参与主体都需要能力的提升与技能的升级。希望后续与OECD相关研究保持密切关注，以此推动我国高校与科技创新的持续发展。谢谢！
Cervantes：谢谢！
Mario Cervantes，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科学和技术政策部门的高级经济学家，长期担任OECD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秘书，在创新政策领域有着超过20年的研究经验。Cervantes研究领域包括：科学与产业发展，科技人力资源，技术孵化器，大学专利及许可，开放式创新及全球化。近期正在从事创新的社会挑战方面研究。
刘琦岩，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曾任教于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任职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处长、科技部调研室处长、宁波市科技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科技部调研室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科技创新与发展改革的重大议题、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科技及产业化管理等方面研究，以及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的行政管理。主要研究领域：科技创新战略与发展政策研究、区域及产业创新管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科学知识的理论与进步等议题研究，以及软科学管理工作。
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新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常静博士，助理研究员刘海建整理，经刘琦岩所长审定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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