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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ut Koschatzky:对德国“研究与创新中公私合作关系”的理论分析

发布时间:2018-07-04 发布来源: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对公私合作研究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research partnerships,即PPP),学术界和产业界均进行过大量案例分析。这些分析为PPP的建立及运作提供了有益的见解,然而,其中大部分仍然站在相对自我的视角上。根据Bozeman(2013)所言,“对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仍然停留在相对理论的层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停留在‘前理论’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大量知识完成了积累,却没有被整合成解释实证结果的完整模型”。本文以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资助的计划“研究园-以创新为目的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Forschungs-campus-öffentlich-private Partnerschaft fürInnovationen)作为研究创新领域公私合作的案例,旨在为这类PPP构建实证分析理论框架,并应用此框架分析德国“研究园”项目的具体情况。
  
  关键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与创新;理论框架;研究园;德国
  
  一、引言
  
  短期导向的市场发展不足以妥善应对技术更新,也不足以利用基础研究领域的新发现,必须通过伴随性战略基础研究丰富它们(Grupp,1998)。在这一方面,通过与科学界在战略基础研究领域的合作,企业能够得到开展专业化研究的机会,并且无需建立自己的资源库和基础设施。基于三重螺旋模型[1](Etzkowitz and Leydesdorff,2000)的讨论表明,公共管理、政府和行业内部支持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例如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意愿正在逐渐增加。我们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定义为一项公共服务或私人的经济活动,由公共部门和行业双方共同出资,根据合同规定融资和运作的基础(koschatzky,2013)。在战略研究层面,PPP是公共资助的,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其特点是长期的、制度化的战略合作,通过共同进行研究活动达到相辅相成的目标(Buckland,2009)。双方将自己的资源投入到研究中,共同承担研究成果开发的风险、分享其可能带来的收益(Becker,2003)。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资助的计划“研究园-以创新为目的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Forschungs-campus-öffentlich-privatePartnerschaft für Innovationen),就是在研究和创新领域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典例。如Bozeman(2013)针对产学研合作研究提出的观点所示,“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讨论仍然停留在相对理论的层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停留在‘前理论’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大量知识完成了积累,却没有被整合成能够进行实证研究的经验主义解释模型。”目前在这一领域进行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很多轶事性的证据。然而,这些研究无法从不同理论流派的争论中通过提出新理论方法或理论解释来构造一个理论框架。因此,本文旨在为PPP战略研究的实证分析建立理论框架,并将此框架应用于分析德国“研究园”计划的具体情况。
  
  首先,我们着重分析涉及公共-私人关系、创新经济学、合作网络与此类交易机会-风险的协调(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的理论成果,以及交换过程中的邻近维度(经济地理学角度),并由此衍生出对“研究园”计划的分析结论。在第3节中,“研究园”被作为德国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战略研究中的典例进行阐述。在第4节中,通过理论结论分析该投资计划的最新发展。最终得出“研究园”对德国研究和创新体系影响的系列结论,并对基础的理论概念进行总结。
  
  二、公私合作研究伙伴关系:基础理论概念
  
  本文从交易成本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三个理论视角出发,建立了PPP在战略研究中的实证分析理论框架。交易成本经济学涉及协调、控制、治理和监管,合作关系中的层次结构,信任、机会主义行为以及合作主体的吸收能力等多个层面。创新经济学可用于分析创新过程的分布类型,创新的开放性、知识的生成和挖掘过程、人力资源的作用及其市场定位。最后,经济地理学引入了交换过程中空间和文化的邻近性以及嵌入的作用,并提及了一类与面对面交流相关的知识。其中第三个理论视角(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是不可或缺的,因“研究园”的资助准则要求较近的空间距离以保证合作伙伴之间密切协作。该理论讨论的主要结论被总结为一个启发式的方法论,并作为分析由德国“研究园”计划资助的公私合作研究合作伙伴关系的框架。
  
  ▼ 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
  
  从理论上看,战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可以用交易成本方法解释(Williamson 2002)。该方法检验了使协议合作成为最有效组织形式的情况。根据这一理论方法,可对科学-产业联系作如下解释:随着产业垂直分化程度的增加,交换过程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必需交易的数量增加。职能分化,以及技术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都会导致企业内部协调成本增加,因此其寻求外部协调的意愿也随之增加。当然,不仅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在上升,信息不对称性也同样在增加,这是生产细分与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导致的。事实上,价格机制下的市场不再是最有效的资源协调形式。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公司倾向于选择(公司内部)分层协调,何种条件下选择市场或混合的合作形式。答案是,在每种情况下,企业都应寻求最具成本效益的形式。在这种解释中,交易成本效率可以被视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存在的动力。
  
  网络和合作伙伴关系结构,是一个允许主体灵活访问外部资源的协调模式,也是为企业节省内部资源的合适工具(Hunt andMorgen,1996;Aldrich and Zimmer,1986;Becker and Dietz,2004)。就知识创新而言,从外部获取知识提升了对主体内部的协调能力的要求。正如已经指出的,内部的知识技能必须具有整合使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吸收能力”)(Cohenand Levinthal,1990;Lichten-thaler and Lichtenthaler,2009)。此外,网络和PPP模式可能导致刚性关系的形成,也可能成为镶嵌形态(即“强关系中的薄弱点”)。因此,广泛而灵活的合作关系以及对新合作伙伴的开放态度是相当重要的(Granovetter,1973;Granovetter,1985;Grabher,1993)。
  
  根据交易成本方法,PPP是一种研发领域协调作用的形式。和所有的市场交易一样,这个模式本身并不是没有风险,合作关系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可能会面临一系列风险与挑战(Bapuji et al.,2011;Caloghirou et al.,2004;Escribano et al.,2009;vande Vrande et al.,2010;Du et al.,2014)。风险之一为公司重要的战略知识的损失,该损失可能由网络或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Williamson,1990)。对损失的恐惧会相应减损双方在研究伙伴关系内的坦诚度。这种现象促生了保密协定的制定与对知识产权(IPR)的广泛利用。通常,这两者是联合协作协议里的核心要点。一些特定的小企业(但也不仅仅是小企业)在一点上劣势较为明显。此外,小企业吸收能力相对较弱,这不仅限制了外源知识利用,也限制了这类知识与内部行为的整合,内源知识技能的缺乏是这些公司在战略研究伙伴关系中的劣势,甚至导致它们直接被排除在这种互动形式之外。另一个对小企业不利的因素可能是有限的资源禀赋,在研发创新活动资金支持方面体现尤甚。
  
  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内部交易成本可能趋向减少,但外部交易成本趋向上升。除了对创新过程本身的管理之外,对研究合作伙伴关系的管理也是一项挑战。在高密度网络的发展过程中,过于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能会导致锁定情形的出现(Koschatzky,2001)。企业应该追求灵活、开放的合作伙伴关系。另一个挑战是,不平等的资金投入会导致合作方关系不对称发展。能够投资更多资源或引进更多自己的基础设施的大公司,比那些无法提供同等数量资源的公司(或其他合作伙伴)更具有战略决策权。因此,合作中层次结构出现,会对研究议程的确定以及合作网络本身均产生影响。
  
  ▼创新经济学角度
  
  根据创新经济学的理解,创新是一个交互的、系统的、促生新事物的过程(Bathelt and Glückler,2012)。当这些新事物(发明)顺利到达市场化阶段并创造出需求时,它们便能够被定义为创新。创新可以是技术性的、过程性的、组织性的、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它与之前对创新概念的定义(例如Schumpeter在1911年定义的创新)的主要区别在于,当今的创新被看作是一个非线性累积型的过程,它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以在多阶段内多成员之间有助于创新意识激发的互动为自身特征。事实上,创新也可解释为在不同成员之间分布的知识的获取和重组过程。企业、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集群、网络和其他主体在信息转换,有形和无形(社会性)的交互中,将或内隐或外显的知识转变为新的技术性、社会性和组织性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Heidenreich et al.,2012;Kline and Rosenberg,1986)。
  
  开放式创新方法(Chesbrough,2003)是一个相当新的范式,它至少部分基于创新的分布式特性。Chesbrough指出,尽管过去常见的模式主要是大公司利用自己的研究实验室与开发设施在其内部完成整个创新过程,目前成功的创新却依赖于外部思想、知识和合作伙伴的战略集成。这种开放性的基本诱因之一是技术发展和创新过程日益增加的复杂性。这要求企业通过集体努力来尽可能减少技术和财务风险的战略决策。
  
  根据Chesbrough等人的观点(2006),开放式创新是“知识流入”和“知识流出”在战略层面的运用,其目的是为了加快公司利用外部知识而在内部进行的创新活动(“知识入站”)。此外,在该公司创造的知识也将提供给外部使用(“知识出站”)(Gassmann and Enkel,2006)。因此,企业创新过程的“开放”涉及对内外部知识库与思想的针对性利用,以创造附加值,与此同时,能够将这种附加值更好利用的内部机制也得到了定义(Chesbrough et al.,2006)。根据Van der Meer(2007)的观点,有众多的机制、方法与结构能够允许知识的流入和流出。比如与大学共同举办的讨论班或产权引进促进了知识的流入,而集群(项目)、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或对外授权则有利于知识流出。
  
  总而言之,开放式创新过程的主要特点是:在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整合客户、用户和异质的外部专家,共同为特定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个过程可以看作交互式的价值创造(Reichwald and Piller,2009)。通过开放式创新,外部研究替代效应与合作主体的能力建设可以得到实现,并服务于思想的开发与整合(Dahlander and Gann,2010)。战略研究中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开放式、分布式创新过程的组织模式。
  
  ▼经济地理学角度
  
  创新过程的分布取决于各异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合作主体间的交互模式(如知识基础和专业化程度),主体分布格局动态(如分布模式的变化),和决定创新水平的尺度(如从量变到质变)(Coombs et al.,2003)。对于高度不确定性的领域(离市场化还有一定距离的基础研究活动往往是如此)的战略研究合作,所涉知识库的种类及它们对“在社会和地理距离邻近情况下进行互动”的必要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通常,经济地理学认为邻近度是创新的影响因素(Boschma,2005;Carrincazeaux and Corris,2011)。在本文中,这个“邻近”具有多种释义,其中地理和社会层面上的邻近最为常用。地理上的邻近是指实体经济主体之间空间或物理性的距离,而社会性的邻近,是因为经济关系常常嵌入在社会语境中(Boschma,2005)。然而,对于每个邻近维度的重要性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取决于创新过程的内容(包括技术、社会、量变与质变程度)以及使用与生成的知识本身,每一种情况都有不同的邻近维度配置。参考不同知识库的分类,在综合性知识的创造过程中,合作关系对主体间邻近效应表现得更加敏感,即,倾向于局部/区域内的合作(Asheim et al.,2011)。综合性知识是指以新的方式应用或组合已有知识,其具有工程领域的特点。但是,分析性(具有理学特点)和符号化(具有文学特点)的知识创新可能同样包括了本地协作元素。
  
  此外,组织内部的资源同样也影响了创新过程的分布性。一方面,组织(企业、科研院所)的吸收能力影响了他们利用外部知识和完成内部目标的处理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1990)。而这一点在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把关者”角色的需求。通过“把关者”,相关人员和部门能够得到更新通知,并将自身纳入知识的交流和创新活动中(Tushman and Katz,1980)。
  
  ▼分析框架
  
  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可以总结为一个启发式方法论,它作为战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在表1中呈现。
  
 1
  
  表1的主要陈述可以概括如下:
  
  ● 交易成本经济学:从交易成本角度看,协调、控制和治理是研究伙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它们也是市场分层和市场协调行为自然选择的结果。公司选择了稳定可靠的外部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期望这种协调的成本效益更高。这个过程包括挑战、风险和外部合作形式之间的权衡,同时也反映了公司的激励结构。
  
  ● 创新经济学:创新是一种分布式过程。这种分布性是开放式创新方法的核心要素。开放式创新不同于其他创新的是,通过战略性利用知识流入和流出形成交互的价值创造,并针对已建立的新市场进行研发活动。
  
  ● 经济地理:分布性与不同地理维度有关,在后者中,地理邻近度起着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当有新生成的知识参与交换过程时。信任度与默会性要求参与知识创造的研究人员之间有面对面的接触过程。在PPP和开放创新相结合的模式中,如“研究园”一类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被解释为在“特定地点受保护空间内的开放式创新”。
  
  ●  这种分析方法论被作为分析德国“研究园”计划的框架。
  
  三、研究园—基本特征
  
  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资助的计划(BMBF)“研究园–以创新为目的的公私合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EFI)的建议。从该委员会2009年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它对PPP在科学与工业领域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相当大的机会,因为它们往往是长期项目,在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汇集了互补的优势。我们应当为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提供进一步的积极政策支持。而公私合作关系经历本身也应对更广泛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开放。"(EFI,2009).
  
  该资助计划的目的是促进来自产业界与研究机构的合作伙伴之间进行资源整合,以期在以大学或研究所为基础的,中长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开发出新的研究领域。战略性的“前竞争研究”有必要被加强,并通过公共资金为增加私人投资创造杠杆效应。因此,“研究园”是集中在特定位置的,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Koschatzky,2014)。
  
  基于EFI的推荐,BMBF发出号召,在2011年8月开始为“研究园”模式募集资金。该资金部分源于德国高科技战略计划(BMBF 2014a)。每个“研究园”可以调动高达每年二百万欧元的资助资金。当然,这笔资金还需要得到私人资金的补充,以便从公众支持中尽可能获得最大的杠杆效应。资金调用的最大期限为15年。申请主体可以是“研究园”模型的发展工作(前期工作)也可以是合作的建立本身(主要工作)。2012年9月,一个独立的评判委员会提出了十项筹资建议。(BMBF 2014):
  
  ● 亚琛:数字光子生产(DPP)、未来电力网络(FEN)
  
  ● 柏林:数学优化和数据分析实验室(Modal AG)、连接技术、EUREF移动网格
  
  ● 耶拿:跨学科网络Infecto Gnostics
  
  ● 马格德堡:刺激-解决方案中心(图像引导本地治疗)
  
  ● 曼海姆:曼海姆分子干预环境(M2OLIE)
  
  ● 斯图加特:ARENA2036-新一代汽车活跃研究平台
  
  ● 沃尔夫斯堡:开放式混合实验室工厂(OHLF)
  
  当时,除了斯图加特的ARENA2036之外,所有“研究园”都在预期进度内开始前期准备工作,准备期限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一年。前期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一个屋檐下的伙伴关系”,其中既包括合作空间,也包括组织管理和知识产权的管理。从2015年起,九项“研究园”课题开始收到第一个主要工作阶段五年期限的资助。
  
  该资助计划注资对象的主要特点如下:
  
  ● 距离维度的邻近性,将活跃度与研究能力资质注入到同一地点(园区内);
  
  ● 中长期视角,特定研究课题,强制性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有关潜在假设的这些特点可以在美国、瑞典和奥地利类似的合作计划中及合适的评价研究(Kaplun,2013)中得到证实。地理和社会距离是学界和行业之间的长期合作的成功因素之一。而中长期的远见在基础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许多公司超出战略规划范围的长期关系可能会成为他们的障碍。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法制监管成为长期合作、减少潜在冲突的基础。然而,该计划无法完全实现公平的监管,例如,一些大学和中小企业(SME)议价空间较小,有时也会在知识产权(如专利)的自主调节下的相比大公司利益受限。.
  
  “研究园”在能源、健康/医药、汽车/移动等不同领域都很活跃。一个“研究园”应当包括几个主体,理想化的模式是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然而,大型(跨国)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主要的驱动力。“研究园”的合伙人应该至少贡献总预算的50%。不同“研究园”组织形式和合同具体内容适应于不同“研究园”的具体需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知识产权问题平视监管的缺失。
  
  四、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园”倡议最近的发展
  
  ▼经验背景
  
  本分析建立在由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资助的计划(BMBF)“研究园–以创新为目的的公私合作”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包括对“研究园”结构与开发相关实证数据的年度收集,与2014、2015和2016年度“研究园”管理者及大学理事长、校长的面对面访谈,以及对公司的取样电话采访(取样方式为:在2015年度所有九个“研究园”中选出七个,每个“研究园”选取两到三家公司)。另外,我们分析了德国不是由“研究园”计划资助的PPP模式,并在澳大利亚、奥地利、瑞典和美国做了类似融资模式的案例研究(Koschatzky et al.,2015)。以下将从第二节设定的理论概念层面进行重点分析,即交易成本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视角。
  
  ▼交易成本经济学角度
  
  “研究园”是一种基于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合同强制性的关系规范。其组织状态不同(具体包括协会、有限责任公司、非盈利公司等),因而也采取了不同的协调监管和组织方式(具体包括校园办公室、董事会、校园协调会等)。其中存在层次关系,具体取决于合作主体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公司对“研究园”的财务投资能力。资源通过“同一屋檐下”的概念得到汇集。同时,考虑到合作主体的具体能力不同,研究议程的制定中体现出了一定的互补性。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战略网络,其中主要的大公司和学术机构中存在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
  
  选择“研究园”联合研究平台的主要原因是该合作的制度化和可靠度,同时也包括明确的治理规则和“同一屋檐下”的概念。它允许一定形式的人才补充,如培训和继续教育,以及吸引学生和未来可能的雇员。此外,长远的合作前景使这个项目对很多企业和研究机构都具有吸引力。诚然,许多公司和研究机构保持着其他形式的合作。但对于这个特定的目的,即战略性基础研究的合作需要时间尺度上更广阔的视角,“研究园”计划仍然被认为是最优选择。
  
  至少在筹备阶段,另一项重要挑战是对知识产权和非正式交流进程的管制。根据每个“研究园”各异的内部结构,不同需求导致了不同的统筹方法。因此“研究园”的前期工作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允许合作主体增强对彼此情况的了解,因此它们至少能够在符合谈判核心合作主体利益的规章制度上达成一致。主要工作阶段刚刚开始时,因为研究和开发活动还处在早期,知识产权问题还没有出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项目应用和专利申请将成为重大问题;而随着时间推移,监管需求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实用性有待验证。
  
  ▼开放创新角度
  
  在“研究园”内部,合作伙伴之间的知识流动是公开的,即使有保密协议规范的限制。这种公开是出于在新(技术)领域催生创新的目的,由此创造新的市场和技术应用。“研究园”作为定义新双边或多边项目的平台,在园区内部或外部均可进行。就这方面而言,这种“园区”是开放的。而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受保护的空间,因为这种协作是基于互信的、有时是长期存在的合作关系。这些关系必须在这种新型合作模式下证明自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至少在启动阶段存在一种内在的倾向,即合作重点着眼于现有网络的稳定,并不会对其他组织开放得过快,对潜在竞争对手而言尤其如此。
  
  ▼经济地理学角度
  
  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强制性的资助原则,所以参与组织都无法去寻找其他空间安排,甚至是虚拟的合作形式。部分公司对这项严格的原则颇有微词,但大部分受访者对此具有信心,在同一实验室或同一建筑内的个体交流是成功因素之一(地理和社会维度的组合)。一些公司在其他合作伙伴关系中也进行这种密切的交互,因此这项规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全新的。邻近原则的实施方式各异,大学方面的人员几乎每周都在园区里(每周四或五天),而公司职员每周最多在园区内工作两到三天,以确保每周剩下的两到三天能在公司内进行知识交流。
  
  地理邻近的一个积极的方面是,相较在“研究园”外,“研究园”内的合作使公司与其他公司的联系更容易,因此他们更便于利用这些联系统筹新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在“研究园”的内部或外部进行。在这些情况下,邻近维度具有协同作用,并充当创造性思维的温床。
  
  ▼整体思考
  
  关于分析框架的三个理论观点,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基于理论的思考:
  
  ● 交易
  
  合作伙伴集群各有千秋,虽然因为大多数的模型都是围绕小、中、大公司、大学和非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组织起来的,总数量不是太多。平均每个“研究园”内有20个参与主体,其中包括八个中小企业,七家大公司,五所大学或研究所。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的显式治理模式作为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制定的强制性要求,是PPP的必要元素。这些模式根据每个“研究园”的组织状况而有所不同。有的组织形式为协会,有的为有限责任公司,有的为非营利性公司。合作伙伴的吸收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即使是小公司也完全融入在研究项目中,通过自己的人员或设备促进共同的研究目标。特别是在开辟了新研究途径的集群中,合作伙伴之间的信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大型企业的参与而言,合作层级和力量同时发挥作用。核心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大公司或大学)可以支付更高的会费,从而有更多的权力影响研究议程。
  
  ● 创新
  
  开放创新至少是所有PPP模式中的核心假设。任务以这种形式分配给合作伙伴。然而,开放程度取决于所有合作伙伴的利益诉求。在开放式创新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倾向,即着眼于现有网络的稳定,而不是对其他组织,特别是可能的竞争对手过快开放。因此,开放可以是对内开放,而对外封闭。在创新的背景下,人力资源的学习和资质认证是PPP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硕博学历、博士后以及更高教育水平人才的层面。新的市场有待创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发展仍然不充分。
  
  ● 地理
  
  空间邻近度是强制条件。这项条件有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总是必要的。合作网络中合作伙伴之间的区域或社会邻近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合作经验和研究活动的早期阶段。在建立不同的中心的情况下,合作伙伴的距离具有技术性特征。来自公司的人员并不总是待在实验室里,因为这些研究人员必须通过每周的亲自访问来保持与公司研究部门的联系。一定规模的PPP通常具有大范围,有时甚至是国家维度的跨越距离,这种PPP也可能以政策工具的形态出现,目的是支持区域的专门化和发展,对那些没有发达的研究基础设施的地区而言尤其如此。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源于PPP组织交易成本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方法进行的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研究园”倡议最新的发展。可以认为这是“整合成解释实证结果的完整模型”的发展起点(Bozeman,2013)。理论方法确定了基本原则,为发展出一个基于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合作研究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在我们的案例中,由于较近的空间距离在“研究园”计划的实施中发挥了特殊作用,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必须被包括在内。在其他国家的相关活动中,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组织理论(对组织和管理战略研究伙伴关系的模式选择及启示)(例:Bolton and Dewatripont,2005)和行为方法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详细探索的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看作是对战略研究伙伴关系的研究从“前理论”分析转向“理论”分析的先行。然而,我们建议对更多不同分析研发创新PPP模式的理论进行研究,以形成完整的、有助于这一领域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的分析框架。
  
  对于“研究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完善的科学机构和实业之间的合作文化,有利于长期导向战略研究领域内不同兴趣与能力的集中。本例德国便属于这种情况。在与公司或“研究园”管理层的访谈中常常提及,“研究园”合作主体之间现有的接触和信任是建立这种伙伴关系的主要基础。
  
  然而,目前仍不清楚,研究园是否能在德国成为一个成功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必须指出,“研究园”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基于预期的实验,而非基于大量的实证证据,尤其是在有关研究目标的实现方面。目前可观察到的是,我们在不确定因素和挑战并存的漫长过程中走出了第一步。这会引出许多问题,包括在离市场化更近时开放式创新过程将如何进行,以及在开发潜力变得更加明显时如何对知识产权条例进行解释和处理。这些方面在今后几年内,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借鉴了由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资助的研究项目(研究授权号03FO1E01)。本文接受了德国科学促进者协会德国科学促进者协会(Stifterverband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基金的资助,项目编号H410 7106 999928329。部分研究成果出版在Koschatzky(主编K. and Stahlecker, T.)(2016)创新研究中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趋势和国际视野。斯图加特:弗劳恩霍夫出版社(Fraunhofer Verlag)。本文在2017年2月15-17日于阿德莱德举办的2017大学行业参与会议中被评为“最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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