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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君浩:新时代,改革开放应有新的提高

发布时间:2018-07-04 发布来源: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我1966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1968年3月份到中学里去教书。我从小喜欢物理学,中学里就立下志向要从事物理学的研究。在当中学老师阶段,我写过一些科普的文章,出版过科普的书。我这个人的特点是做一行爱一行,我做中学老师也做得很认真,当时还是物理教研组组长、编教材,但心里面还是想做科学研究,所以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研究生恢复考试,我非常激动,当时我有个大学同学的老师是严东生先生,他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激动,在考研究生消息出来之前,他就跟我说,马上要恢复考研究生了,你那么喜欢科学研究,你可以去考研究生。
  
  我原来喜欢的是偏理论物理的知识,因为在中学里也没有实验条件,理论物理只要大家讨论讨论,看看书、看看文章,所以就感兴趣一些理论物理的问题。也经常和张民生、朱伟、李新洲、陈良范等当时上海一些喜欢物理的中学老师一起讨论。当时我们考研究生时,在上海复旦大学有理论物理专业,但比中科院晚半年招研究生,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只有红外物理和技术研究方向。严东生先生推荐我考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他也帮我写了封推荐信。当时要考半导体物理,我考了90分第二名,我也迎来了我的科学生涯的春天,我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成为科学研究的正规军。我的导师叫汤定元,他是中国第一批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就跟严东生先生一样,他们都很爱国,我就跟他做研究,走上了科学研究的正规道路,不断有所进步。
  
  一、回顾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认为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
  
  第一,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研究生招考恢复后,报名的人很多,就像一扇大门一直关着,人都等在那里,等到大门一开,人都往里涌,这样就招收了一定数量的研究生。这批研究生成为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代人,为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第二,走出国门,加强学术交流。当时国内与国外的科学研究整体来说差距还比较大,改革开放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最早开始搞学术交流,比如和德国的洪堡基金、马普学会签订了协议。中国科学院送出了第一批访学学者,中国的学术交流也活跃起来,学者刚出去时跟国外差距肯定很大,但经过与国外的交流,中国的科学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出去的学者,有一部分回国了,也有一部分没有回国。回国的在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贡献,在国外的有很多也在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事。总体来看,这样一批国际交流的人才,成为中国科学研究水平提升非常重要的力量。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的综合国力也逐渐增强。80年代初时,实验室条件很差,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有好的想法,国内没有这个实验条件,还要到国外去做。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验室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验室的仪器、设备,跟国外差不多。所以我们经济实力的增长、科技水平的提高、人才的成长,同步在进行。
  
  第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机制创新。比如开放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这些机制的建立,都为我们培养和引进人才奠定了重要的平台基础。因为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平台,人才能在上面做实验,才能做出成果。所以就是把人、财、实验平台以及一套管理机制组合在一起,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发展科学技术的机制、机构,比如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多方面基础研究项目和计划,科技部也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计划,如攀登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的出台,再加上各种重大研究计划的驱动,有效地把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结合了起来。还有很多人才计划,比如杰出青年基金、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省市还有各种人才计划。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各项措施的逐步推进,对我国推动科技发展也有很大作用。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科学技术发展成功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以上这四点。一是研究生制度的恢复;二是国际学术交流;三是经济的发展,实验室的发展;四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包括各种机构、项目、计划的发展。这些发展也使得我国的科技实现了对发达国家从追赶到并跑,现在再逐步实现领跑的转变。
  
  二、思考
  
  在早些时候,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点”还是很不错的,比如我们出过陈景润等一些特别杰出的人,但在整个“面”上是落后的。经过这40年,我们在面上取得了在一些整体水平的提高。我记得在1982年,我在美国的《应用物理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在当时是较稀奇的,那时候要在外国杂志上找中国人的文章是很少的。而现在,你要想找一本没有中国人文章的外国杂志,几乎找不到。这就是我们国家面上水平的提高。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工作处在领先地位,尤其最近很多有名的杂志都有很多中国人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研究机构已经不满足做一般的科学研究,都希望能够做一些创新性比较强的科学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做科学研究都是模仿国外,但现在好像都追求创新性,追求外国人还没发现的新的现象、新的规律,这是很大的区别。
  
  我们现在正处于新时代,改革开放应该有更加新的层次的提高。
  
  现在我们开始迈向一个新的时代——智能化时代,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很多方面都会产生跃变式的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科技政策也要更加进一步深化发展,现在需要我们做的是,调整、巩固、提高。
  
  所谓调整,就是说,在这40年里,虽然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总还有不足,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第一,要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融合。在过去我们容易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分割开。在这种观点下,甚至于涉及到地方政策方面,认为重要的基础研究是由国家政策主导,作为地方主要是偏向于产业的应用政策研究,指导思想也是这样。实际上,就具体人来说,做应用研究的可以不做基础研究,做基础研究的可以只做基础研究,但就内在联系和布局上,应该是相关的,应用研究提出基础研究的课题,基础研究要找到可以应用的出口。尤其在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联系越来越密切,转化时间越来越短。现在很多物质科学的基础研究都与应用研究息息相关。比如存储器、光纤应用、LED,源头都是从基础研究过来,然后很快转化应用。所以最近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就提到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融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深度融合发展。
  
  我过去在做报告时经常提要解决好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现在搞一个产业,搞这种技术,如果说这个规律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面,那么你只能是单纯的搞技术,如果别人把这个技术提高一个台阶,你就落后了,你要再去把人家第二个技术买进来。所以你一定要把科学规律的研究、基础技术的研究跟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将来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尤其是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如果我们上海不能够搞基础研究,那就很难具有全球的影响力。上海要想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一定是要有原始源头在你这里,如果源头在别人那里,你只有量的增加,那就不是科创中心的概念,但同时也要重视应用研究,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高度融合。
  
  第二,人才计划过多,人才、团队的恶性竞争也需要调整。现在关于人才的帽子很多,就刚才说到的人才计划,人才计划很好,但是关于人才的帽子太多了,容易使人才过分追求帽子而忘记自身的科研使命。同时,人才方面不能恶性竞争,要有序发展。不要大家互相挖人才,这对人才本身也不好。他原来有一个平台,发展会很好。到一个新的地方则很可能水土不服,他就不一定发展的好。而且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布局,就是每个人每个单位的发展都要有重点。比如我这个人,我主要从事那方面研究,我就不断在这个方向上去做研究,那么将来就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不要今天做这个研究,等到明天有别的项目又请我去做,主要研究方向就改变了,那对本人也不利。因此,还是要有序竞争,当然这不是反对学科交叉,但每个团队都要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单位确立了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这个单位就不断的积累一个领域的高水平人才与研究经验,这样更有利于人才、单位的发展。如果说人才、各个单位之间的项目竞争有序了,我们的投入也可以有序,根据项目需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另外,无序竞争还存在一个问题,好多年轻的研究人员成天写项目,写项目不是不好,写项目也是凝练学术思想以及科学目标。但这种学术思想、科学目标的凝练、是应该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加强和升华。现在研究人员互相竞争,花大量时间在写项目上,我个人觉得有点浪费。实际上,在十九大的精神里面,就是要把人的积极性都激发出来,调动出来,最有效的把它调动。但科研人员相当大比例的时间是放在写项目上,那就不是有效地调动了。应该大部分的时间在实验室里面,在课堂里面,在讨论问题钻研问题上面。所以这些都是要调整的。
  
  除了调整,我们还要巩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要巩固我们成功的经验,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还需要提高。实际上提高和调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经过调整,就会产生新的东西,就会有所提高。
  
  第一,完善提高我们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标准。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短视,高度重视文章,或研究成果、产品等面上的数量,但我们还需要重视科研能力的提高,因为科学研究的成功需要时间积累。或许这个研究人员正在积累的过程中,生长的时间总是长,开花的时间总是短,所以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问题很大。目前我们还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困难。成果向产业的转化,也跟评价标准也有关。因为真正去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需要大量资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但转化以后的效果却是未知数。在这一评价标准下,现实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转化,大学里,讲师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它的标准都是数字,都要去看一区的文章有多少,二区的文章有多少,有几个专利,在这种评价标准下,他就不可能去花时间做成果转化。所以还是要有一些政策,尤其是单位的领导要有调整的远见。现在所有的考评的机制都是数字,没有考虑到科学研究的整体性,所以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建立起更完善的评价标准,才能使整个科学研究水平有所提高。
  
  第二,科学研究要有真正的创新,要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我们科学研究水平的真正提高,反映在有多少原始创新、集成创新的工作上,反映在你对科学知识、社会经济、人文社会有多大的影响上,有多少工作推动了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产业的发展。在新时代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比如人工智能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个平台,把人类的智慧与信息结合起来,在各个领域都会引起很大的发展。比如把下棋技巧与信息技术里面的计算结合,“阿尔法狗”出来了;把中医把脉的智慧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实现创新,可以替代老中医把脉;整个社会都将更加智慧化,比如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管理、智慧医疗、智慧商场、智慧社会和智慧社区等等。所以我们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些目标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的确是能够实现的,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要科学技术为支撑。
  
  第三,要进一步进行政策的调整,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我们现在对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任务。改革开放要深入到各个领域,科技、教育、管理,各个领域里面都要有改革开放。那么如何评估政策的效果呢?我们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是否能为人民谋幸福,有利于维护人民利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是最重要的检验标准。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要把想做事情的人的才能充分挖掘出来,这个是重要的。因为我们13亿人口,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能力,这种力量是巨大的。所以改革开放根本的一点就是把大家的积极性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拥有良好的制度与法治环境,关键还是一个理念问题。把改革开放再深入搞下去,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民族复兴就能够实现。
  
  第四,正确认识自我,认清与国际前沿的差距。有时候我们在微信上看到一些关于中国科学发展方面的文章,有些比较中肯,但有些是过度夸赞的……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认清我们跟国际上的差距,因为只有感到差距,你才知道如何努力赶上去。如果洋洋自得,就容易懈怠,现在我看微信上面有的文章说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厉害的不得了,其实事实并不是完全如此,我们在很多领域是有一定发展,但整体来看与国际前沿还是有差距的,我们还是要冷静,不要懈怠,要虚心,要知道自己的不足,要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
  
  作者简介
  
  褚君浩,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离任参事,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大信息学院院长,上海太阳能电池研发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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