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年前，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40年后，创新已然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8即将过去，三思派特别邀请十六位科技创新领域重量级专家学者，以关键词加评述的形式，共同回顾2018不平凡的一年。
（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元：蜕变
王 元
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
2018年国际局势蜩螗，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已不是我们认识、习惯的世界。蜕变意味着一个尽管现在依然模糊但终究会清晰起来的崭新的世界格局及其规则出现。广泛而活跃的创新与持续增长的巨大新兴经济体结合，无疑也在蜕变的意义上改变着世界格局，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
王国豫：反思
王国豫
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
2018年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有喜有忧。接近岁末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更引起我们对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后果、社会与伦理效应进行反思，对引发这一现象的体制机制、价值导向、学术生态、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因素进行深刻反思。
刘则渊：活水
刘则渊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首任院长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程，要问媒体上频次越来越高的主题词是什么，非创新莫属。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但从保持我国未来持续创新的不竭动力而言，我将“活水”定为辞旧迎新的关键词。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创新的源头活水在哪里：技术科学。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我们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几位同事和西安交通大学孙海鹰教授进行多次讨论，一致认为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技术科学都是注入创新生态系统的源头活水，是贯穿创新生态链的核心关键环节。为什么呢？按照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技术科学是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桥梁，基础科学并不能直接产生原始创新，而仅停留在工程技术层次很难实现自主创新，只有技术科学才具有引领前沿技术的广泛的自主创新功能。
然而，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并没有更好地实现，钱老的学生和同事郑哲敏院士直率地指出：“是科学界、政府和民众对技术科学的性质、作用没有充分的认识。对于什么是技术科学，究竟有没有技术科学，如何进行技术科学教育，以及有关发展技术科学的政策、技术科学的组织与管理有什么特殊性，等等，认识上都很模糊。”认识上的不足导致政策上的缺失，因而在科技政策上往往在强调技术创新和加强基础科学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唯独不见重视技术科学的政策与规划。
为了保持创新的源头活水，我们必须调整科技政策，高度重视技术科学在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发挥技术科学既带动引领工程技术创新又反哺基础科学的双向作用；应当制定国家技术科学发展规划，政府和企业要增加对技术科学研究的稳定投入；建立一批特定或综合的国家技术科学研究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国家实验室），开展技术科学前沿、工业行业部门共性技术的研发；改革科技管理的行政体制，设立与基础科学同等地位的技术科学管理部门；在一流理工大学中加强技术科学教育，为国家培养技术科学基础扎实的工程技术人才，造就强大的高水平的技术科学家队伍。
刘琦岩：体认
刘琦岩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体认”是中国式思维特别强调的一种认知方式，即把自己作为整体，把认知对象也作为整体来进行全面的感悟。2018年，受中兴、华为等事件的触动，全民再次对“自主创新”进行了体认。这时，人们对自主创新的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也达到更高程度的共识。自2003年起，当年进行新科技规划战略研究，到2006年规划纲要发布，提出了我国科技发展自主创新的工作方针。这十几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和遭遇到的新老问题，都与这四个字高度关联。凡是自主创新方针坚持彻底的领域，也是我们在发展方面的战略自由度最大的空间。但这四个字在当初我们进行政策主张和媒体传播时，也是争议不断、解读多样。虽然正式文件已把自主创新界定为三种类型——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但少数真正体会并能自主创新的创新者觉之不过瘾，因为这就是他们正在进行的创新活动。大量自主创新能力弱者，还想延续搜寻模仿创新的微薄红利，或者成为别人创新的代言者，他们总想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自主创新。这种分歧也反映到政策研究层面，争议很多，周期很长。
对十几年前的中国，创新这个词，说新也不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伴随着大量的技术革新。说新也非常新，经过“二战”后数次技术革新浪潮的洗礼，企业的创新、院所大学的创新、产业的创新、国家的创新，是以系统、整体、工程化、社会化的方式展现在开放的中国面前。对于一项新技术、新产品，大家可能还有感性认识；但对于创新的整体、创新的战略、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文化，如何表达“自主创新”背后深刻的意蕴，真需要在实践上由正反两方面经验来丰富我们的认识。
在2018年的体认中，有回味，有反思、有更深入的讨论。很多场合都使我想起2006年对自主创新英文译法的公案。因为科技中长期规划纲要有对外宣传和翻译的需求，确定英文译法当属必然。英文专家们首先给出的就是“Independent innovation”，但政策专家和创新专家们非常不认同，因为我们主张的自主创新完全没有“独立创新”的意思。根据学术文献专家们给出了几种参考译法，譬如：Indigenous innovation，Autonomous innovation, Self-reliant innovation、Self-propelled innovation, Innovation withself-owned property、Innovation in my-own term等等，我也给出了自己仿造的一个词：Self-initiative innovation。但这些译法都被翻译专家们否掉了。政策专家们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译法，宁可不要Independent这个容易引起误解的修饰词。后来我真的在《参考消息》载文中读到“中国政府在实施‘独立创新’的政策”类似的文字，才倍感准确翻译、讲好我们的主张、我们的故事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翻译的争议一直持续，直到奥巴马提出了Homegrown innovation才告一段落。此时，尽管像Indigenous innovation与Homegrown innovation非常之接近，可政策管理者和创新专家们都不约同地认为：奥巴马提出了美版的自主创新。人们今天看到的每个词都连接着昨天和明天。所以新旧之交，以关键词进行寄语，很有必要。
杜德斌：中国科技创新任重道远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中兴“之殇”，充分暴露出中国在科技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上的短板。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自主创新，才能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李垣：关键技术
李垣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2018年，中美贸易战暴露我国关键卡脖子技术的困境。
陈劲：百舸争流
陈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2018中国的科技创新既有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不断涌现，也有以大飞机等复杂产品系统的创新发展，更有以应用基础研究带动的现代材料、化工等科学驱动的创新。
陈宪：创新生态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18年，我欣喜地看到，社会各有关方面都越来越重视创新生态的培育和建设。创新生态是一种崭新的创新范式，新的科技创新成果会在其中以一定的概率产生。适合创新创业的人，是一个小众人群，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近似于常数，因此，这个概率即成功率与创新生态高度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创新生态系统
我在《创新经济学手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6），第一次看到创新生态系统的框图，觉得其精妙之处，就在中间的网络状线条，它们就是各种生态链。创新生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链”决定的。有人说，深圳创新生态的配套能力堪称世界一流，从研发到样品、再到量产，就在这里，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时间，全部搞掂。各种科创资源集聚，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这就是现在的深圳。
创新生态内在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如果中国有十个左右像深圳这样的创新生态，中国就会有数量更多的企业家，规模更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武夷山：进步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回顾40年来我国科学、技术与创新发展历程，不得不感叹我国的进步之大。据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研究会2018年11月编制完成的《改革开放40年：主要科技指标》，我国各种科技指标进步之快，使人感到恍如隔世。
就以我个人一向十分关心的三方专利数为例。2000年，我国只有87项，2010年达到1426项，2016年增加到3082项。相形之下，巴西在这三年的三方专利数分别是是34、34、38项，几乎不变；德国由2000年的7638项下降为2016年的4752项；印度在2000年时是43项，刚好是中国的一半，2016年为228项，只有中国的7%；日本2000年为18263项，2010年超过1.9万项，但2016年下降为17266项；韩国2000年为908项，是中国的10.4倍，2016年为2651项，占中国数量的86%；俄罗斯2000年85项，与中国差不多，2016年111项，只占中国数量的4%；南非从2006年的53项，一路下降到2016年的24项；英国2000年为2361项，2016年下降到1840项；美国2000年为15627项，2016年下降为14619项。显然，与这9个参照国家比较，只有中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当然，三方专利数量多，并不意味着这些专利的技术含量一定就高，也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有上佳的表现。事实上，我国进出口贸易是顺差，但我国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国际收支逆差自2009年后就一直在100亿美元以上，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不管怎么说，三方专利总体上说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专利，三方专利数量猛增，意味着我国技术贸易逆差之缩小还是有希望的。而如果我国只有不到100项三方专利，则缩小技术贸易逆差无异于天方夜谭。
林宝军：奇迹
林宝军
北斗导航卫星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断开拓进取，书写着一个个灿烂的篇章。北斗人凝智攻坚，勇毅笃行，在十二个月内发射十箭十九星，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乃至世界航天领域的新奇迹和北斗速度，完成北斗全球基本系统建设，使北斗湛卢出鞘，惠裕全球。
赵志耘：笃定前行
赵志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面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限制和阻扰，科技创新笃定前行，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一系列支持创新的政策举措，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建成和开工建设了散裂中子源、硬Ｘ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一批大科学装置；启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取得了一批在世界上叫得响、数得着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嫦娥四号探测器开启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之旅，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全球首例人类自体肺干细胞移植再生成功实现，中国“人造太阳”首次实现1亿度运行，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水上首飞成功，疏浚重器“天鲲号”首次试航成功，国产刻蚀机入选全球首条5纳米芯片产线，三大运营商的5G试验网全面启动，港珠澳跨海大桥正式通车……
胥和平：焦点
胥和平
科技部办公厅原调研室主任、研究员
世界大变局，创新是焦点。大国对抗的实质在科技和创新能力。争议一年，形成难得共识，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创新和改革。
盛世豪：关键核心技术
盛世豪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2018年对科技界最大的警示是我们一些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科技创新从模仿者、跟跑者，到多个领域的并跑者，以及个别领域的领跑者，总体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与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局面。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我们必须更加理性认识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游光荣：中兴
游光荣
军事科学院评估论证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在我看来，2018年科技创新领域令人印象最深、也最痛心的词是“中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导致中兴通讯主要经营活动无法开展。中国政府出于以民为本的考虑，投入大量资源与美方交涉，终于换回了中兴一条活路。美国商务部7月2日发布公告，有条件地暂时部分解除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售令。中兴事件虽是个案，但绝非偶然。这一事件对中国企业和全体国民发出了强烈的警示信息：中国必须丢掉幻想，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尽快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褚君浩：科技繁荣 硕果累累
褚君浩
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技成果转化之花含苞待放！
缪其浩：清醒
缪其浩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
2018年芯片事件和“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清单”是清醒剂，让我们在高歌猛进的中国科技创新成就中看到不足、认清差距。我曾经有个感觉，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方面该说的话好像都说过了，该做也都做了；但2018年让我们看到在供应链纵横交错的全球化时代，新兴技术产业如何冲破险阻、不畏讹诈在全球市场上赢得成功，仍然还有多么巨大的空白有待研究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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