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豪（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建设科技强国。这就需要科学学界能够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和重大科技决策部署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经过近40年的发展，当前我国科学学研究正在重新走向繁荣，但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危机和困难。本研究在回顾我国科学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科学学理论拓展、科学计量学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学兴起三个方面分析总结国外科学学系统化、融合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针对科学学研究越来越多“卷入”与社会、公众及政府关联的这一现实，进一步就我国科学学作为独立学科发展和应当把握的重点领域给出相应建议。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领域都在孕育重大的革命性突破，科技进步对生活方式、产业转型，进而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等的作用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显著。科技创新和知识竞争成为世界各经济体、城市以及大企业的核心战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愈发认识到科技创新和科技政策的重要性。2010年英国、德国、欧盟分别发布《科学的世纪：确保未来经济增长》、《德国2010高技术战略》和《欧盟2020战略》，美国则于2009年、2011年和2015年先后三次修订国家创新战略。由此可见，依托科技创新加速经济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成为全球共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经过近40年的发展，科技实力大幅提升，迈进了“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无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工业4.0的提法，都预示着当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同样有关Science2.0、开放科学、E-science的讨论也表明科技活动的组织形式、体制机制将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能否有效把握新规律、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对创新型国家的建成至关重要。正如前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先生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科学技术战线所有重要的改革措施，几乎都是和科学学的研究工作分不开的”、“几乎我们科技界每一步重大改革措施，都得到了科学学界理论上的支持”。新时代科技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再一次对深化科学学研究、加强学科建设及应用形成了迫切需求。
应该说，我国科学学研究经过40余年发展硕果累累，但也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危机和困难，如理论研究弱化、对科学本身关注不足、研究方法落后等问题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其能否被认可为一个独立学科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对事关科学学生存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开展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在回顾我国科学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理论、应用和方法三个维度分析国外科学学发展趋势，并就当前我国学科建设应把握的若干重点领域如学科属性、理论框架、研究对象，以及关键问题等给出相应的思考与建议。
1、我国科学学学科发展的阶段演进
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科学学在我国至今已经走过了近40年，期间经历了繁荣、沉寂及重振等三个阶段，开创了软科学、科技创新、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研究领域，孵化孕育和推动了包括管理科学、决策科学、技术论或技术哲学、创新理论、战路管理、知识管理等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应用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
1.1学科发展的主要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科学学研究热潮。1979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共同发起，第一届科学学学术研究会在北京举行。随后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天津科学学研究所、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等一批科学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该时期科学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启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而且相关学者直接参与并推动了国家重大科技政策制定、重大科技决策部署（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实施。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科学学研究拓展到软科学等更广泛的领域，意外出现软科学淹没科学学的状况，加上一些学术前辈的逐渐退出，科学学研究呈现低潮，甚至一度沉寂。1995年-2004年间相关研究领域的共词分析表明，该时期我国科学学理论研究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95年的27%下降到2004年的12%，与20世纪80年代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1997年6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重新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科学学和科学管理”被并入不设二级学科的“管理科学和工程”一级学科中，更是对学科发展带未较大冲击。
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05-2006年前后，科学学研究逐步走出低谷，相关研究领域之间交流、借鉴与渗透日益频繁。胡志刚等认为我国科学学研究初步形成了理论研究-知识管理、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方法研究-指标体系三个层次，其中应用研究是主要研究层次，企业是主要研究对象、技术创新是主要研究主题。刘则渊等学者指出，科学学研究形成的新进展在深度和广度上前所未有，出现了内、中到外三大知识群的圈层结构以及一股从科学学迈向科学计量学、科学技术学的强大潮流。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自主创新以及知识管理等主题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结构方程模型、DEA、因子分析、层次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得到普遍应用。
1.2当前科学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障碍
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理论体系、规范以及固定的研究队伍是学科形成的基础。纵观我国科学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低潮期的出现与学科研究对象和属性的模糊有着密切关联，研究问题的日趋庞杂从内部动摇了科学学研究的理论根基，使得众多研究人员对科学学究竟是一个学科还是一个学科群存有较大困惑。此外，不少学者指出我国科学学研究还一定程度上停留在孤立、经验、定性的传统方式上，以问题为导向，一事一议的分析多，科学思想和方法上的系统性和基本共识不足。以方法和数据为基准的实证分析少，研究主题与方法的匹配上也较为混乱。尽管应用研究是主要领域，但由于理论和方法的薄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质量的提升。学界研究的兴趣和投入越来越向产业经济和管理领域集中，关于科学自身的研究在不断衰退，学科间交叉融合日益向单一或少数领域部类集中，研究多样性在下降。在研究群体上，跨单位的合作较少，合作关系也并不紧密。总体而言，以库恩的范式变革理论来衡量，我国科学学正处于蓬勃发展期，但由于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范式，距离常规科学阶段还有较大距离。
2、近年来科学学学科发展的国际态势
近年来，国际科学学研究在理论、应用以及政策管理三方面呈现出系统化、融合化、科学化的特征，理论研究的拓展、科学计量学的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学的兴起均揭示出理论、应用及方法三个层面之间呈现出相互交融、渗透、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重要趋势。
2.1科学学理论的拓展
关注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拓展，无论是科学技术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STS）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提法都反映了这一趋势，从科学拓展到技术与创新等领域，同时以科学、技术、知识、创新及其整体关系为核心主体，将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紧密关联起来。金融危机后对科学价值的认知趋向广泛化、多元化，社会问题驱动下的科学研究导向十分明显。科学理论研究正逐步形成一个更为连贯的领域，采用演化经济学框架，以创新过程交互以及创新体系为核心，试图回答新时期创新的行为基础是什么，如何理解技术开发、采纳和扩散，以及科学和创新共同体怎样形成和演变。理论研究这一新趋势在实践中的影响已充分显现，2013年美国科学院发布的《国家与区域创新系统的最佳实践：在21世纪的竞争》报告将创新生态系统看作是构筑国家竞争力重点所在；同样，欧盟《开放式创新2.0》也认为新的创新范式是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并提出基于“政府（公共机构）—企业（产业）—大学科研—用户（市民）”的四螺旋模式。这些都显示出新的科学学研究范式正在兴起。
2.2科学计量学的深化
伴随着知识频谱（CiteSpace分析软件）、数据挖据（Vantagepoint）、社会网络（Ucinet或pajek）、科学覆盖图（science overlay map）等分析软件和应用程序的开发，以及与计算机通信等信息技术的结合，科学计量学得到不断深化，并渐渐发展成科学学中的一个最具特色的学科。首先，引文的分析单位逐步从传统的文献单位拓展到知识单元内部如章节，除了科学文献、专利、网络外，科技外交年鉴、法律条款、地方志等也都成为研究对象。其次，信息可视化在科学计量学研究中占主流位置，对科学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定量研究以及对科学知识及其演化的可视化分析都成为重要新方向。更值得关注的是Atimetrics（替代计量学）研究的兴起，区别于传统科学计量学以期刊论文参考文献为主要分析源，Altmetrics受公众科学等思潮及大数据技术的影响，试图把科研成果影响力的产生环境从传统社区扩展到普通公众，除引文外，还将数据集、软件、著作权、算法、灰色文献和幻灯片等研究产品都纳入分析范围，寻找科学研究更真、更全社会影响。相应地，Altmetrics对学者声誉的考评也超越了传统引文指标的范畴，构建了科学计量学研究的新框架。
2.3科技政策学的兴起
科技改策和管理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科技政策学的兴起。2005年，时任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主任的Marburger博士不满于已有科技政策研究支撑不力，科技政策制定缺乏科学依据的现状，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第30届科技政策论坛上提出了科技政策学的构想；经过近6年的努力，2011年美国政府和学界出版了《科学政策学手册》，整理了科技政策学的理论框架、方法体系、数据基础以及事务方面的内容，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学科。类似地，2010年，日本在“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1-2015）”预备稿中也提出要推进“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学”。
发达国家科技政策学的兴起，可以说是近十年来科学学研究系统化、融合化、科学化趋势的集中体现。首先在系统性上，科技政策学强调科学服务于国家发展，注重短期与中长期、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比如2008年美国发布的科技改策学路线图，就提炼出了三个主题和10个关键问题，这三个主题分别是科学和创新活动的理论模型、科技投资决策以及如何利用科技政策学满足国家优先战路需求。其次，在融合性上，科学政策学试图建立一个包含科技政策研究者、科技政策决策者以及利益相关者在内的共同体，寻求对科技政策范式的更高程度的理解。这不仅可以整合从事政策学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能力，也可以促进政策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沟通，通过对话、合作机制，实现科技政策不断优化。再次，在科学性上，科技政策学强调建立数据平台、分析模型和展示工具等，推动定量化、精细化。一方面利用多源数据和各种分析工具对科技投资的价值进行分析，为政策研究者和制定者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另一方面也对科技产出及其经济社会影响实现动态跟踪，增加科学决策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对科技政策的信任度。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创新政策学”项目支持的研究人员就开发了研发仪表板，通过网络在线定量展示联邦政府研发投资的产出和效果。
3、我国科学学研究需要关注的若干重点领域
国外科学学研究的系统化、融合化、科学化发展中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受经济竞争、科技变革、公众意识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当前的科学研究正越来越多“卷入”与社会、公众及政府的关联，在实践中探索“创造性和解”。这种“卷入”为科学学研究带来很多新话题的同时，也对学科体系独立性带来较大挑战。
3.1关于科学学的学科属性、理论框架及研究对象
这是科学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近40来中国科学学界一直在讨论但始终没有形成共识，到现在关注的人越来越少。这里之所以将其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这是科学学能否作为一个学科继续得到生存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普赖斯曾经所说，“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科学的科学”如果把那个应用目的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她将会破产”。1997年“科学学和科学管理”之所以被并入不设二级学科的“管理科学和工程”，与科学学学科属性不明、理论框架不全和研究对象模糊有着密切关系。对此，科学学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在广泛研讨基础上就学科属性、理论框架和研究对象等尽快达成共识，形成明确的知识内核，争取在下次学科调整中能够单独成为一级学科；同时对当前的科学学热进行冷思考，我国科学学研究进人一个新热潮的判断主要是基于《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及相关期刊发表的文章得出的结论。如果仔细分析这些文章的学科归属，诸如以“产业集群”、“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企业”、“对策”作为关键词的研究很难被认为是科学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3.2关于当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的研究
这既是科学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认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从20世纪末以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科学与技术之间、学科之间交叉、综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从总体上看，正从信息时代走向生物时代，从科学、技术独立进步走向科技协同创新的新时代。正如王渝生教授所指出的，某一重要领域的突破性原始创新，都可能会为新科学体系的建立打开空间，引发新的科技革命。而上述任何一个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都有可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引发新的社会变革，加速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进程。当代科学研究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学科结构交叉、融合的趋势怎样，应用于技术创新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可应用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与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过程如何进行，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因此，迫切需要科学学界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研究，为科技组织管理、制订科技战略和政策，以及高校学科设置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指导。
3.3关于当代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及其体制机制研究
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当代科技活动的各个方面，比如，从R&D活动的主体到科研活动的对象范围，从科技经费的来源到科技活动的平台载体建设，从科技知识的生产、管理和传播到科技活动的空间分布，从微观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到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机制，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提出“人群科学”，“公民科学”，“网络科学”或“大规模合作科学”等概念，同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也开始注重与公众社会的交流。公众在理解科学研究议题的过程中也逐步从较关注传统媒体和受众转向关注传播者、科学家和受众三方的互动过程。这都需要科学学研究揭示变化的方向、趋势和规律，并就如何建立与这些已经变化或正在变化的各个方面相适应的科技活动组织管理体制机制提供理论指导。比如网络上科学交流过程的重构（包括平台、媒体、资源、文献、工具等方面的改革）以及为实现开放科学所需制定的标准、规则和模型等等。
3.4关于科技与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制度等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内在机理研究
过去40年，中国科学学界不少研究成果，曾经在学术界有过较大影响，对学术进步和党政决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赵红洲的科学中心转移规律和科学能力学，刘则渊、王海山的哲学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顺序说等等。以后者为例，该文用统计方法分析和揭示了一个国家哲学高潮形成的思想解放是该国家成为科学中心的原因之一，进而提出，在一个国家内总是按照哲学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序一浪推一浪、一浪更高一浪地发生和发展的。这一观点在当前国内学术界是很领先的，即使放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落后，经济学中的相关观点是由新制度经济学领军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提出的。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科学学没有形成自己研究规范和分析框架，再加上后来学者没有就这一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导致这一成果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受到大大限制。科学学界还有许多类似例子。因而要再创辉煌，不仅要在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共识，而且要加快完善并运用科学学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特别是要深人入挖掘过去40年研究成果，结合当代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制度体制相互作用规律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力争推出一批独到、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全球学术界公认。
结论
我国科学学研究伴随科学的春天到来而迅速兴起，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建设科技强国，这为科学学研究的振兴再一次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本研究认为，我国科学学研究经历繁荣、低迷以及重振三个阶段至今，仍然面临着研究分散、理论弱化、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系统性不足等困难和障碍。比较之下，国外科学学研究因顺应当代科技发展新趋势，总体呈现出系统化、融合化和科学化趋势，理论科学学的拓展、科学计量学的深化以及科技政策学的兴起都凸显了科学学研究正越来越多“卷入”与社会、公众及政府的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学学科建设要保持独立性、形成影响力，必须要加强在科学学学科属性、理论框架及研究对象、当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及其体制机制以及科技与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之间相互作用规律等重点领域的深入探讨。通过加强不同层次研究的有机互动，形成服务于本土创新以及兼具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理论、方法论以及政策应用学，进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盛世豪，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徐梦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本文首刊于《科学学研究》2018年第12期，作者授权三思派发布。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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