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丁烈云（左上）、樊建平（右上）和吴寿仁（左下）等武汉深圳上海三地院士专家做客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
上周，“科技创新”成为武汉最“热”的关键词。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推进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布局。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勇担职责使命，武汉应该怎么做？
6月26日下午，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烈云，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筹备办主任樊建平，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吴寿仁三位来自武汉、深圳、上海的院士、专家，围绕“科技创新如何引领城市未来”这一主题，接受长江日报记者常少华访谈。
丁烈云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数字建造、工程安全理论与技术研究，牵头组建了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并曾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樊建平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筹备办主任。多年来带领团队探索新型科研机构的发展模式，服务区域科技经济一体发展，曾获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表彰。
吴寿仁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在上海科技服务部门工作，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领域有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他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有着4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知名的高水平科创智库。
全国创新平台布局有着“金字塔”结构
越往“塔尖”越能吸纳更多创新资源
长江日报：6月25日，国家数字建造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家智能设计与数控技术创新中心正式在汉揭牌。国家布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用意在哪？
丁烈云：布局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布局的重大举措，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布局的进一步优化。
在国家的创新体系里，关于科创中心的布局更多定位于：怎样做好科技与经济的对接、怎样做好科技成果的转化。这意味着，一个地区既要有原创性科技成果，更要把这些成果变成产品，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从创新平台的角度来看，创新平台的建设从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到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再到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了“金字塔”结构，越往“塔尖”，越能说明这座城市吸纳的创新的资源是承担国家战略的科技资源。
因此，创新中心建设是一个城市和地区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从过去看，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更多布局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多位于沿海发达地区。此次，国家把科技创新中心落户到湖北、落户在中部，是国家战略科技资源布局上的进一步的优化，有望带动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长江日报：结合全国创新版图，创新发展能力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城市和区域发展格局？
吴寿仁：科技创新是改变城市和区域发展格局的一个关键点。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系列文件，增强区域创新发展能力。
例如，通过建立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打造引领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增长极；通过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试点，以全面创新改革形成区域创新中的改革样板。
同时，聚焦加强区域协同创新，京津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都是区域协同创新的共同体。
从城市来看，当前，国内很多城市都在力推科技创新，把科技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变量。比如，天津在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创新型城市；成都在通过“赋权改革”主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等。
从这些城市的发展路径来看，都突出了两大特点：一个是依靠城市自身资源禀赋；一个是抓住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以此来推动城市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注重推动协同创新
让人才“动起来”企业“不怕失败”
长江日报：深圳近年来在推进科技创新上最突出的亮点是什么？形成了哪些重要的“深圳经验”？
樊建平：从早期大力发展制造业；到近10年来大量招聘海归人才，建设大批研究院、研究所；再到鼓励企业进军知识经济领域，深圳的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三个阶段。这个过程中，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是深圳保持发展优势的关键所在。也就是一种人才“动起来”，企业“不怕失败”的创新环境。
深圳遵循了从“E（engineering，工程）—T（technology，技术）—S（science，科学）”路径。也就是说，以前是技术围绕生产转，现在则是“投入研发—核心技术—产业优势”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企业与自建的或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的实验室共同组成“知识—技术—产业”链条，其中，实验室通过企业能有效确定科研方向，企业则能迅速将实验室的研发成果转化成产业优势。
从“E”到“T”再到“S”，这是一座城市不断向源头技术进发、不断提高自身创新力的表现。
长江日报：始终勇立潮头的上海，又在科技创新上带来哪些启示？
吴寿仁：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在落实中，上海注重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
首先是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科创中心建设的框架体系。这方面，上海主要从五个指标定义科创中心：创新资源的配置力、创新环境的吸引力、创新成果的影响力、创新产业的引领力和创新的辐射带动力。
其中最突出的，是注重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比如，2015年，上海出台《加快向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意见》；2019年出台“科改25条”，在适应创新发展规律、科研管理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等方面进行设计和总体部署。
同时，上海十分注重推动长三角协同创新。
开放是上海科创中心的另一个典型特征。上海与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发起了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也开展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每年举办的浦江创新论坛、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已成为国际性科技盛会。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缺一不可
长江日报：一流的科学城需要具备哪些要素，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深圳先进院”）目前正在做哪些工作？
樊建平：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从2006年开始设立，经过16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产教研学”四位一体的创新体系。目前，深圳光明科学城有多个重大科技研究方向，其中脑装置、合成生物装置都在与深圳先进院合作。
对于科学城建设，应当注重科学与产业一体设计一体推进。对此，我们总结了几个“一流”和几个“引企”，包括：设备一流、管理一流和成果产业化一流；人才引企、设备引企、科研成果引企、资金引企、政策引企。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深圳先进院总结了一种“蝴蝶模式”。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蝶头”、以基础研究机构及重大科学装置为“蝶胸”，聚焦“0—1”的原创突破，科教融合引领高质量科技人才与产业人才的培养；以“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为“蝶腹”，融通重构创新要素，助力“1—10”的产业转化，增强科技成果转化、孵化链条的韧性；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为左右“蝶翅”，跨界整合创新创业，驱动“10—∞”的能级跃升，强化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从效果来看，去年，深圳先进院为光明科学城吸引了近100家企业，特别是在合成生物领域，全国大概只有不到90家企业，33家位于光明科学城。
长江日报：张江科学城目前正在开展哪些新的探索？
吴寿仁：张江科学城前身是张江高科技园区。从园区向城区转型，就是要“宜业宜居”。目前，除了全力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生物医药等世界级高科技产业集群之外，张江科学城还在开展多方面的探索。
首先就是要以鲜明的创新文化来塑造全球人才高地，即国际化的人才生态。
同时，构建以硬核科技为主导的高质量数字化产业体系。比如聚焦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数字经济、机器人、人工智能岛等方面发力。
作为“城”，还要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张江科学城目标打造“美好生活的品质之城”“快慢皆宜的高效之城”“水绿交融的生态之城”和“蓬勃发展的活力之城”。
长江日报：高校和科研机构、转化平台、企业、政府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链接起来？政府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目前是否存在“最优路径”？
丁烈云：这些主体如何链接，没有相对固定的模式，但有基本相同的规律。
比如，从技术创新链来看，创新链的前端是应用基础研究；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开发；第三是工程样机；最后是形成产业化。
这个链条目前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础研究的突破力不够，导致原始创新不足；二是在工程化阶段，把工程样机变成产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里就需要产学研一体化，目前还存在堵点。
在这些环节里，政府的作用在于“搭台”，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具体来讲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协同：
第一是技术创新与体制机制的创新协同，政府的重点应聚焦在创新生态建设和创新体制机制建设。
第二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比如创新园区、科学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纵观世界，如果把科学城、创新园区分类，大致能够分成三类：第一类更重视产业创新，比如中国台湾新竹科技园；第二类重视技术创新、基础研究，比如日本筑波科学城；第三类则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都突出，比如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中关村。
第三则是创新要素的聚集，即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相互协同。其中，社会力体现在年轻人身上。从创新创业的角度来说，年轻人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最具创新活力的资源。
让人才跟“钱”发生联系
科研人员不仅能写文章还要走向产业创新
长江日报：加快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突破点和关键点是什么？
吴寿仁：武汉要加快把科教、产业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还要畅通三条途径：
首先就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其次在于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同时，要充分发挥出本地科教优势，抢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樊建平：武汉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让人才跟“钱”发生联系。政府可以出台激励措施，鼓励科研机构与产业发生关联，比如承担企业课题、建立联合实验室等，让科研工作者不仅能写文章，还要走向产业创新。
同时，要吸引和培养企业家群体。企业家是组织创新的核心人员，硅谷、深圳的发展都印证了这一点。当年，深圳虽然没有大学，但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接踵而来，是因为深圳有支持和保护企业发展创新的氛围。
现在，随着深圳等城市的经营成本变高，不少企业需要寻找新的产业承载地。在这个背景下，武汉应发挥好人才、区位优势，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地。
丁烈云：武汉首先应当强化重视创新的共识，让创新文化形成全社会共识，这是创新能力的软实力之一。同时，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特别是对应用基础研究。此外，武汉要建好创新生态，把“事业留人”放在首位。
本文刊登于6月27日《长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