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万：创新生态与城市未来

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是城市科技创新的功能载体。每一个城市因其自身的独特资源禀赋，会培育和演化出相应的创新生态系统。城市产业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也是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重点。

新冠疫情的严峻挑战凸显出生物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社交隔离为数字技术广泛而深度的应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而中国在减碳方面做出“3060”负责任的重大战略承诺，揭开了强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城市生物安全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突出方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运行的韧性，为科技创新带来了新要求、新命题。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威胁促使人们对生命科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人民生命健康成为科技创新和城市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科创中心城市和生物医药优势明显的城市，在国家的指导下，积极组织科研和医疗力量，努力认识和掌握新冠病毒的规律，积极推动开展疫苗、药物、检测试剂等研发和临床试验，及时分享抗疫科研成果，以最新的科研成果为全国乃至全球抗疫作出积极贡献。应对生物安全风险，提高城市应对非传统领域安全挑战的韧性和响应能力是城市科技创新未来发展的新重点。几乎所有城市都强化了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应急管理，不少城市加大了公卫领域的科研投入，一些城市增强和优化了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组织布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运行管理注入新要素，提出了新要求。诸多城市都在“应对好下一次生物安全事件”的假想命题下，开展推演和模拟，以确保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创新的相应储备和应急能力。

疫情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推手，数字赋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为城市发展和运行管理带来了新手段、新工具和新思路。社交隔离极大地促进了在线教育、网上购物、远程医疗、远程办公、网络会议、无人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齐头并进，不仅重构了几乎所有的行业，而且对城市功能空间格局调整和优化也带来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利用人口密集实现了规模效应。城市，越来越大，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基本趋势。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同向演化。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城市人口占比、城市人口规模、大城市数量等都将持续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引起一些“城市病”现象。在人口持续向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集聚的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城市病”现象，如何最大利用城市的规模效应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以人工智能、5G、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为破解这一难题而大显身手。每一座城市都需要一个数据中心，每一座城市都需要加强数字运维，这些观念已经从共识成为共同行动。智慧城市、数字孪生、城市大脑等正在得到更为广泛的实践。远程呈现、非接触配送、会面和交流等，为城市发展开辟出了新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集聚依然十分重要，与此同时，虚拟空间上的集聚也在成为一种新风尚，深刻地改变着城市内、城市间和城市群的功能空间格局。

中国“3060”战略有力地激励着城市实施强可持续发展，对城市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市民生活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将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为确保“3060”的实现，几乎所有城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划、方案或政策，不少中心城市还做出了提前实现碳达峰的承诺。在国家的指挥调控下，各城市加快了能源结构调整的步伐，积极推动新能源替代，鼓励和支持能源新兴技术研发、创新和应用，鼓励和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推行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休闲娱乐等理念，使低碳和绿色内化为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同时，随着“3060”双碳战略的实施，科技创新本身的绿色化成为应有之义。在各个领域，高能耗的技术路线，都受到了质疑、约束甚至是扬弃。低碳技术成为城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绿色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底色。

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之后，就开启了自身的演化过程。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物种关联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应答，促进着创新生态系统的持续演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疫情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城市创新生态系统演进在继续与外部环境沟通交流的同时，更强调内部创新物种和种群的自主性以及系统整体对环境的适应度和韧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可以说，科技自立自强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战略举措。对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而言，在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增强创新韧性、提高生存和演进能力，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为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城市自身应有贡献，关键在于城市要转变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以创新驱动实现生态化招智引才。科技自立自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国富民强的战略使命，充分把握世界科技创新战略机遇，以崇尚科学、钻研技术、鼓舞创新的自强不息精神，以最具竞争性和领先型的支撑永续创新的体制机制，奋力追求科技创新的主动安全、策源引领，进而能够引领全球科技浪潮、奠定世界科技强国地位。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本国科技不仅能够“立起来”，还能持续“强下去”。对于城市而言，要改变传统招商引资“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思路和做法，努力优化城市创新生态环境，实施“生态化招商引资”，与周边城市和区域实现错位、补位和联动发展；实施“生态化招智引才”，注重培育、扶持和壮大本地根源性创新主体，践行自主创新理念。发挥本地优势科技力量，或结合本地优势产业，引进或培育相应的科技资源，做强产业技术创新，推动城市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应有贡献。

加强城市的科技力量体系建设，培育高水平高韧性的创新主体，确保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日常运行管理的供应体系安全。疫情对全世界的供应链产生了重要冲击，供应链的安全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过去，城市重点确保水电煤等“生命线”的安全，这次疫情使得城市治理者认识到，需要增强保证生产生活整个供应体系的弹性和韧性。同时，科技自立自强要求城市发展切实转移到创新驱动上来。疫情中乃至疫后，城市都将持续加强自身科技力量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手段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这需要深入分析城市自身资源禀赋和优劣势，

一方面，在关乎城市安全上，政府需要积极作为，建设打造安全健康保障力量体系，提升应急支撑能力，以平战结合的形式，为应对类似新冠疫情、大规模生物入侵、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等提供及时有效的科技支撑；另一方面，围绕城市产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需求，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培育高水平高韧性的创新主体，在为城市产业经济安全保驾护航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迭代升级，建立起高抗风险能力的城市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科研基础雄厚、经济发达的城市，需要面向区域和国家战略需求，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建设，推动新型举国体制在本地的探索与实践。地区生产总值万亿元级规模的城市和省会城市如今正在加快建设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这充分体现出政府的战略意志，将兴趣导向的前沿科学探索和愿景导向的产业技术创新之间予以“桥接”，提供“首个大买家”，创造未来全新市场，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未来产业勃兴提供战略性支撑。

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体现为创新主体、创新物种、创新群落等相互作用的网络关系和行为模式。在城市内部，大量的创新“微生态”及其嵌套系统，逐层搭建成为宏观上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作为创新3.0，创新生态范式在学术研究上，又有人将其称为“嵌入式创新”或“开放式创新2.0”，是产学研协同为主要组织形态的开放式创新的加强版，其关键技术基础是Web3.0。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成熟和应用，创新生态范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实践，为城市创新发展注入诸多新元素。

着眼于打造颠覆性技术研发的生态圈，公共办公室升级为公共实验室，以激活更多创意灵感、聚合更多创业智慧。开放式创新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早在2007年，SAP就宣布要成为与客户和相关合作伙伴共享的“创新共同体”。宝洁的“让整个世界成为你的实验室”的实践，成为开放式创新的重要代表。从成果和利益归属角度而言，这种开放式仓新的一个本质特征就在于能力分享、成果共享。共享式创新又被认为是继私人企业资助的创新、公共部门资助的创新之后的第三种形式创新，它提供了一种可实施的广泛协作机制。近年来，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渗透与支撑，使得知识产权管理更加方便，研发流程中的成果确权更加简便快捷，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出现公共实验室、公共办公室和公共融资平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头部企业开始践行开放式创新2.0。城市中尤其是中心城市中的众创空间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演变，正在升级为聚合型的公共实验室，这些表现在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尤为明显。

虚拟园区、众包研发、众创投融资等，正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以寻求更广阔的创新协作和7x24小时不间断的研发。从创新空间上看，类似硅谷这样以多种创新要素在地域空间上集聚、集合、集成，依然在发挥积极作用，但创新要素在网络平台上跨越时空的集中、聚合和裂变，正在成为新兴的创新范式，疫后将可能产生更多的网络化的开放式创新平台。不少跨国公司和国内头部企业，在适度减少自身研发投入的同时，增加了对内创业、对悬赏揭榜、众包研发的投入，力求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实现不见面的在线研发与协同创新。对城市单体而言，城市内部的网上协同研发与创新，减少了通勤，提高了效率。对城市群而言，城际间创新交互与网上交流互为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协同研发半径内的科研合作。

当然，互联网协同研发创新，不会局限于一个城市或一群城市。如果利用得当，城市可以通过吸引和建设众包研发平台和虚拟科技园区，实现聚合全国乃至全球创新智慧的效果。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优化，涌现出的公共投融资平台，为创业团队提供专业化的FA（财务顾问）服务，众筹、众创成为众多“梦想家”实现其“不起眼”创意的重要平台。这可能会为那些区位优势不明显的城市带来新机遇。当然，如果应对不当，也可能会为城市带来智慧流失甚至人才流失的风险。

研发过程的数字化、创新体系甚至创新生态的数字仿真正在成为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创新体系、创新过程、创新生态的数字化仿真与模拟都在展开试验，将会更好地推动创新生态的演化。一些先进地区正在对“城市科技大脑”、“数字孪生科技园”等方面进行探索。这些举措可能会使城市间的“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大，对于那些数字能力较差的城市而言是一次更大的挑战。未来，城市的创新区位可能不仅仅取决于其地理位置和其科研与创新主体的丰裕程度，数字能力也将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数字能力较弱的城市在数字地理版图上可能面临边缘化的危机。

充满活力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其内部不断地“上演”着创新物种、创新种群、创新群落的“涨落”。一个个“子系统”“微生态”在创生、变异、组合、遗传、扩散、灭失中实现着创新的全过程。创新和创新生态系统的生成机制对于城市创新发展极为重要，它孕育并阐发着科学新思想、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和发展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未来。

随着“双循环”的展开，城市也对代表着下一次技术经济浪潮的未来产业高度关注。未来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场景牵引、创新策源密切相关。率先孕育出未来产业，或者成为未来产业中的重要策源地之一，成为未来产业崛起过程中的“搭车人”，才可能在新一轮发展竞赛中胜出。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正在成为未来城市等级划分的新标准之一，孕育涌现创新新物种是实现城市产业升级的关键所在。科技创新策源意味着“策动未来、科创之源”，其涵义强调了通过把握科技创新规律和态势以实现战略目标。“策”要发挥政府的、市场的和共享的三种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的作用，注重通过创新生态孕育出新的“创新物种”，进而实现“源”的涌现和壮大。“源”之所以成为“源”，核心在于“流”成为“主流”，要注重“源”“流”之间的关键互动，体现出原创力的首创性、突破性和带动性。随着中国经济与科技的长足进步，在内部正涌现出若干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和区域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城市的核心功能之一。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已经成为中心城市的战略选项。

随着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升级，单体城市已经全部融入到城市群中，与周边强关联城市形成的同城化效应也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城市群中城市等级的分野及城际间竞合，正在以科技创新“策源”和创新经济“滴涓”形成新的联动发展机制。未来，将可能形成2?3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若干个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并以这些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为核心枢纽，依据研发协同和产业配套半径规律，形成相应的科技创新城市群。在策源性城市带动下，城市群中的网络节点城市联合发力，使得创新的新物种能够获得更多的试错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丰厚的创新养分，新的种群、新的群落乃至新的生态网络得以迅速建立起来，进而使城市群成为未来产业的策源地。

城市拥有新兴技术应用的丰富场景，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科研选题机制则为场景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早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就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了“场景”一词。主要是指电影和戏剧中的场所、布景等。自2010年以来，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快速普及，场景式创新蓬勃发展。罗伯特?斯考伯提出场景五力模型，即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和定位系统五种重要力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第三次崛起，渗透并颠覆了多个产业领域，场景式创新在国内也开始备受关注。例如自动驾驶，近年来，几乎国内所有的中心城市都在积极推进道路测试和封闭场景测试。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也借助应用场景来实现快速迭代和“催熟”，如5G在大型博览会中的率先落地等。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由于多样的生产生活生态模式，为新兴技术提供了大量的应用场景，成为新兴技术发展的“领先用户”。

不仅如此，应用场景与技术研发在互动中发展。一方面，场景为技术落地应用提供更接近现实的环境。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会开辟出新的应用场景。场景牵引的技术创新和场景导向的技术前瞻，将可能在“无人区”搜寻出下一代主流技术、主导产业。场景，就是为了搜寻和捕捉应用“痛点”，这为“两个导向”的选题机制提供了可实施的具体方案。

多样性共生、自组织演化和开放式协同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三个基本特征。其中，多样性共生的重要前提在于技术手段的普及和应用，自组织演化内在地要求组织模式的创新和发展，开放式协同则要求进行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因此可以认为技术、组织和机制是影响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效能的三个关键因素。

城市科技创新实践正在表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和政策创新机制的优化，是促进城市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使能技术是治理能力涌现的技术基石，促进信息分享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硬科技与预见、规划等软技术得到加快发展。从理论上讲，知识的分散性，对创新主体产生了严峻挑战，因此，必须要有一系列使能技术，使得参与治理的创新主体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拥有足够的分析研判和行动能力。城市在实施数字化转型中，应注重在科研和创新领域数据和信息的有序分享。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开始注重技术前瞻、技术预见和科技规划的重要作用，不少市场化机构也在积极推进前沿科技信息的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技术被更快速地应用到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中，增强着创新主体参与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使得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及内外之间的联系更充分。

进化型组织是达成善治的标志性物种，新型研发机构、新型技术创新服务机构正在成为城市推进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进化型组织，是指那些能够根据外部环境，智慧地进行环境预测并实施自组织、自适应型的调适，以期实现长远发展的组织。进化型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态系统。一般而言，它有三个突出的特点或优势：自主管理、全面发展和向未来进化。那些表现突出的创新型城市，其内部往往拥有数量惊人且活力充沛的新型研发机构、新型技术创新服务机构等新型组织。城市政府为这些进化型组织提供了极为宽松的环境、丰腴的创新营养。宽松的环境持续激励着创新主体实施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涌现出更具进化特征的新物种、新组织，这也是一个城市创新生态系统葆有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政策企业家是机制和政策创新的重要推手，拥有高水平的政策企业家群体是城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政策创新可能是一种常态。所谓政策企业家，是在政策创新过程中能够捕捉政策新靶点、提出政策新议题并推动实施的个人和团体。他们拥有卓识远见、政治人脉、信息资源和协调能力。在发达国家，他们可能是职业的智库人士，可能是拥有巨大政治资源和影响力的社会贤达，也可能是锐意进取的创新主体的领军人物。卓越的创新城市，往往也是优秀的政策企业家集中地。社会化新型智库的发展水平、对建设性批评意见容忍的程度以及对不适宜政策的调适速率，可能会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的创新友好度和政策适宜度的重要标准。让那些像发现和捕捉技术创新机会的政策研究者、协调者和组织者，成为政策企业家，在议题博弈和政策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得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更加智慧、更加迅捷、更加高效。

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为50年左右，如今正处于第五次周期和第六次周期的交汇处。40?50年前，集中诞生了一大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引领技术潮流的“创新物种”，如英特尔（1968年）、克雷研究（1970年，曾经的超算巨头）、西部数据（1971年由通用电子更名）、微软（1975年）、苹果（1976年）、基因泰克（1976年）、百健生物（1978年）、艾康电脑（1978年，被称为“英国的苹果”）、希捷（1979年）和甲骨文系统（1979年由软件发展实验室更名）等。尽管历史不是简单的重演，但其内在规律性也时常启示未来的趋势。

在未来的5~10年，可以相信的是，引领新一轮技术潮流的新物种将会集中诞生，制度创新和体制机制竞争也将空前激烈，而卓越的创新生态会成为重要的制胜法宝。就像底特律代表了汽车产业的辉煌时代，硅谷城市群代表了信息技术的光辉岁月，成功的城市和城市群，将会因其"姓名”与一个技术浪潮时代紧密相连而永驻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