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劲 李根祎：科技强国战略下新时代中国创新范式
发布时间：2025-01-07 发布来源：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准把握信息革命这一机会窗口，凭借契合当时中国情境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创新范式实现国家实力的大幅跃升，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我国的创新能力与创新实力不断提升。然而随着外部情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加剧，我国稳步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仍面临重重阻碍和挑战。立足新时代国际形势与我国发展战略目标，西方主导下的创新范式无法为我国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指导，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科技创新范式，加快塑造驱动我国高质量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发优势。面向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基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禀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析新时代创新范式的框架结构，分别从思想导向的思想层、能力跃升的理论层、方法力撑的方法层阐述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范式与发展方向。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需要贯彻全面创新和引领创新的内涵要义，全面考虑经济、科技、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协同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未来视野推动的引领创新；需要持续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路径，高效汇聚、转化、运用全体人民的知识资本，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创新活力；需要深刻把握体系工程和数字科技对实现科技强国的牵引与驱动作用，带动中国创新范式重塑与创新实践发展。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三步走”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精准把握信息革命这一机会窗口，凭借契合当时中国情境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创新范式实现国家实力的大幅跃升，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我国的创新能力与创新实力不断提升，2023年创新能力世界排名位列第12位，PCT申请量和研发人员总量保持世界第一，科技创新遍布国防、工业、民生等众多领域，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然而随着外部情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加剧，我国稳步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仍面临重重阻碍。从自身发展视角，我国面临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的重大挑战，同时亦面临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长期任务。从外部环境视角，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受创、经济全球化逆流等深远影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威胁着世界和平发展和可持续进程，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遏制中国全面转型升级，对中国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多链种的全面封锁与遏制，导致我国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严峻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旧有的技术追赶式创新范式无法继续引导中国创新发展。此外，在全面开放创新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体系导致内生式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以市场换技术而非技术驱动市场而实现技术突破的路径导致我国本土创新难以占据国内高端价值链、创新链的核心环节，成为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瓶颈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因此，立足新时代中国创新面临的情境特征与发展需求，必须重构中国创新发展范式，加快塑造驱动我国高质量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发优势。
本文拟基于科技强国战略实现路径解析新时代中国创新范式的基本要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和理论本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观点，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分别从思想层、理论层和方法层三个层面建构中国新时代创新范式框架，并提出未来创新体系建构和创新发展的方向。
立足科技强国战略的新时代创新范式框架解析
传统的技术追赶型创新范式在新发展格局下对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牵引力不足，需要转变创新范式以构建新动能新优势。创新范式既反映某一阶段创新发展的全貌与趋势，又承担着从整体视野把握创新发展布局与方向的功能。新时代创新范式的建构首先需要明确我国实现科技强国战略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并在此基础上立足科技强国战略内涵与要义构建创新范式框架。
清末民初西方科学主义冲击中国传统社会范式，在西方国家强劲的经济打压和强势的文化灌输下，中华传统文化一度被视为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更无法为现代社会的创新提供有益支撑的落后文化。针对“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于中国”的李约瑟之谜，从中华文化根源视角，孟建伟（2019）认为李约瑟之谜归因于中国弱于“哲学传统”，缺乏科学的形而上；熊秉元等学者（2018）亦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会遏制科技发展是李约瑟之谜产生的原因。反之，王时中（2021）观点认为中西文明存在的差异需要理性审视“李约瑟难题”的提出，认为“李约瑟难题”可能忽视对上述差异的充分估计。换言之，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必有其奥秘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明确提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中华文化包含易学、儒学等丰富的文化哲学思想，在赓续发展中凝练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蕴含深刻的创新因素。中华文化的整体性、综合性、前瞻性、动态性、伦理性等文化基因所蕴含的创新禀赋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创新范式奠定文化基础。首先，中华文化蕴含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将人类与自然相割裂的价值观。汉代儒学家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立元神》有云“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易经》乾卦彖传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强调天地人和于“太和”之境界，表明天地人三才之间互动的整体观。以中华文化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思维方式看待新时代创新发展，强调创新要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发展，强化科学、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其次，中华文化蕴含动态性和前瞻性的理念。易学智慧深刻体现了动态性与前瞻性。“易与天地准”意指宇宙万有的特质是大化流行、创生不已，即为动态性，“变通者，趣时者也”讲求因势而行则体现出前瞻性思想。此外，集中华文化之大成的中医亦体现出前瞻性与动态性的思维方式。《黄帝内经》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一方面强调“未病先治”的前瞻思想，另一方面亦强调顺应自然界季节、阴阳之气的变化采取行动的动态思想。人体之复杂与创新系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瞻思想与动态思想看待国家创新发展则意味着需要战略引领和前瞻布局，且这种布局必须基于全球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科技发展优势进行动态调整。最后，中华文化蕴含的伦理性亦为创新范式变革提供新的见解。中华文化的伦理观充分体现在儒家思想之中。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论语·八佾》）充分体现“仁”是定义人的重要依据。孟子云“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则进一步强调伦理的关系性以及行事准则。在中华文化的伦理思维下，迸发出“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等伦理性的治理之道。以伦理性思维看待创新发展范式，需要驱动人性范式从“知识人”向“伦理人”的转化，关注社会伦理关系，强调以人为本。创新主体的重塑和主体间关系的重构，是新时代创新范式变革的关键所在。
1.2 制度优势：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观点与凝聚合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我国发展形势而提出并不断完善的，为新时代中国创新范式奠定蕴含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制度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民在社会理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基于此，我国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为准确把握人民创新奠定思想基础。一方面，创造性作为人的本质，是人创造自身各项属性，建立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途径，亦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路径；另一方面，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充分发挥蕴藏在人民内部的创造力和首创精神，才能够实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亦体现在中国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面对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发起的极端制裁使我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遭遇巨大打击，我国必须转变科技创新发展范式，凝聚政府、高校、科研院、金融机构、企业所乃至百姓的举国之力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统揽协同各方力量，有效汇聚创新资源，高效开展资源配置，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多学科融合、多领域跨界成为现代科技创新的普遍特征，需要聚集各个领域的优质资源进行攻关，政府在组织和引导科技发展方向上的作用愈发重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我国应坚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活力人民”的三重力量，做好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以稳步实现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
目前学界对科技强国有多重界定。基于国家发展视角，秦铮和韩佳伟(2022)认为科技强国是科技原创水平高、创新引领能力强、发展领域均衡，同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世界影响力强的国家。基于能力视角，李瑞等(2020)学者提出科技创造力、科技支撑力和科技影响力等三种核心能力，玄兆辉等(2018)学者强调世界科技强国能汇聚自身及全球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基于评估视角，柳卸林等(2020)学者基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绩效”分类界定科技大国与科技强国，陈劲等(2023b)学者提出世界科技强国需要综合考量科学、技术、创新以及科技发展条件等四个方面。科技强国概念界定的多元化与全面性反映出实现科技强国战略需要全面考虑经济、科技、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协同发展，高效汇聚、转化、运用全体人民的知识资本，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创新活力，并在整合把握我国的文化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前提下构建新时代中国创新范式。科技强国战略体系是战略环境研判下的战略目标、战略能力与战略行动的有机融合，立足新时代外部形势和我国新发展格局的宏观战略环境，本文拟从战略目标、战略能力和战略行动三个维度解析创新范式的三个层面，并形成“思想层—理论层—方法层”的创新范式框架。创新范式的思想层聚焦创新内涵要义的思想导向。科技强国战略内涵深刻而广泛，需要从更宏观、更全局的视野对创新内涵进行重新界定，深刻把握全面创新的内涵要义，更需要在复杂动态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基于战略视野引领跨越，贯彻引领创新。创新范式的理论层聚焦创新的能力跃升。该层面旨在明晰在全面创新和引领创新的导向指引下如何发力的问题。立足我国科技强国战略，从能力跃升的内容视角需要加强原始创新以建立新优势，从主体视角需要探索立足人民立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创新范式的方法层旨在为思想层与理论层的落实提供路径支撑，基于思维方法逻辑和工具方法逻辑，分别从体系工程牵引和数字科技驱动两个方面为我国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的实现提供关键方法论指导。图1所示为本文构建的新时代创新范式框架。
思想导向：贯彻全面创新和引领创新
全面创新和引领创新分别从创新布局观和创新战略观两个视角阐明新时代创新范式的思想导向。全面创新强调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全要素创新，引领创新则强调未来视野推动下“企业—行业—区域—国家”多维度布局协同实现科技强国的创新范式。
要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充分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环节，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推进各项工作的逻辑起点，成为找准发展领域、发展重点、发展路径、发展方法的不二选择，在解决‘结构’和‘动力’上下功夫，为‘平衡’和‘充分’发展提供重要驱动力，全面创新在新时代中国创新范式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创新理论的重要创始人约瑟夫·熊彼特的研究范畴中，创新是各种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生产函数，而后随着研究的拓展，创新被普遍定义为“新思想、新过程、新产品或新服务的产生、接受和实施”，强调首次商业化的过程。然而，西方研究形成的创新观所遵循的是近现代科学崇尚的局部、静态、还原的思维方式，普遍将创新狭义地局限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技术创新，而忽略了宏观层面理论创新指引下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就发展而言，尽管可持续发展早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却明显缓于预期，原因在于割裂地看待经济发展、生态文明与人类可持续发展同国家发展的关系，即片面地追求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而未能将创新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相融合，从而造成创新驱动乏力、创新的负外部性凸显。因此，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必须从全局观和整体观出发，突破创新的狭义观，构建科技创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综合发展的全面发展观。全面创新的内涵要义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全面创新指习近平总书记在“八八战略”基础上强化体制机制优势、产业优势、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生态优势、人文优势等方面形成的对创新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与战略把握，提出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多种类型的全面创新。微观层面的全面创新旨在提出第三代创新管理范式，强调创新主体从单一的研发主体向全员扩展，创新要素从单一的技术因素向技术与非技术因素协同，创新界定延伸至全时、全地域的“全员创新、全要素创新和全时空创新”。整体而言，宏观层面的全面创新强调全局视野下兼顾各领域的全面创新，微观层面的全面创新则整体视野下基于创新管理视角强调兼顾主体、内容和形式等各个部分的全面创新。宏观层与微观层的全面创新内涵相互补充与协同，统筹政策指引和创新实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要加快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创新引领发展的科学论断，许庆瑞和刘海兵进一步提出引领性创新，强调创新应从“驱动”向“引领”升级，主张在社会与企业的共生关系中寻求企业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元平衡。引领性创新指“在国家、行业、企业协同作用下，企业以价值实现和社会责任为追求、长期主义、价值共创、意义驱动为遵循的引领性创新认知模型进行企业创新实践”，是企业创新实践导向下的“价值观—技术—市场”系统性创新模式。与此同时，引领性创新的内涵需要在“从驱动到引领升级”的企业创新认知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特别要形成人类文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未来视野推动的引领创新（LeadingInnovation），这一范式更关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着力成为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是自主创新、高水平科技自主自强之后的应有创新要求。以引领创新为基础，进一步开展面向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行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为未来国家的整体实力提升、国际秩序主导能力和话语权提升提供先决条件。立足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引领创新的范式需嵌入我国特定的且动态演进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社会状况、生态要求、战略定位、技术水平等情境要素，聚焦战略性的超前布局、非对称性的技术方向、整合性的根本路径等，不断构筑我国在前沿科技、未来技术、未来产业等的系统布局，为整体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进一步探索与发展引领创新范式，意味着企业要能够迅速对外界环境做出更主动的响应，更加关注颠覆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更重要的技术要求；行业层面能够形成并嵌入引领创新观，勇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区域层面形成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国家层面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后，进一步形成全面引领世界科技创新潮流的领先创新型国家。
能力跃升：强调原始创新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
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加强原始创新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创新路径，两者分别从内容和主体视角协同增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旨在提升广大企业家、科学家和全体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实现更多使命驱动的科研和更具原创性的创新。
原始创新能力是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差距最大的部分。过去基于需求拉动型科技创新路径，中国凭借技术引进、渐进式创新、二次创新、组合创新等传统技术追赶型创新范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拉动效应。然而新形势下单一的需求拉动型创新路径无法与我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成世界科学高地与创新高地的目标要求相适应，更无法在发达国家强大的基础研究积累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获得竞争优势。在从创新型国家行列向创新强国行列迈进的窗口期，中国必须加快科技创新路径从模仿追赶式向原创引领式迈进，构建“以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路径为主，以需求引致的路径为辅的新型双引擎整合式创新强国路径”，即必须加强从0到1的原始创新。陈劲等学者从分类视角界定原始创新的概念内涵，提出原始创新包括原始性科学创新、原始性技术创新和原始性工程创新。基于原始创新的界定，我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路径包括多主体参与、原创精神激发和强化政策支持等方面内容。一是推动构建“高校+企业”多元化原始创新力量，既要发挥高校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的原始创新主体作用，亦要推动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并通过各类主体协同开展原始创新，推动原始性科学创新、原始性技术创新、原始性工程创新之间相互激发，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协同推动引领创新。二是培养和激发面向原始创新的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以及工匠精神。原始创新作为创新链的源头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只有拥有“十年磨一剑”的专注钻研定力、“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实事求是”的科学家精神，拥有承担原始创新的巨大不确定性风险的勇气、面向科技前沿和挑战“无人区”的斗志、心怀崇高信仰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才能够成功实现原始创新。三是加强原始创新政策支持。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仅占5%，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的10%~20%占比，立足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任务和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要在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上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和重大原始创新效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需要持续提高国家基础研究研发投入占比，加强对原始创新研究的课题及项目的经费支持或税收优惠，为各创新主体联合开展原始创新攻关提供信息共享和合作支撑平台。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而不同的发展范式下对“人”的理解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将人代称为“劳动力”，视人为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基于“经济人”“理性人”的新古典主义假设，通过资本与物质激励不断榨取人的剩余价值，被马克思精辟总结为“人的异化”现象。然而这种西方文化主导下的经济发展逻辑无法适用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一方面，创新能力的激发需要相比劳动能力更严苛的条件，且人的创造力无法在压迫和控制的状态中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大众繁荣才能带来国家繁荣，人民有活力才能带来经济活力，只有探索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路径，发挥人民活力，国家才能够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竞争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创新领域的凝练与升华，是进一步落实全面创新的基础范式。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物质劳动实践推动生产工具革新、生产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进而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只有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才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确阐明人的全面发展是创造性的根本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主张将人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体现了创新治理的人民路径。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需要遵循“创新为了人民”“创新依靠人民”“创新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践路径，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社会繁荣与人的全面发展。最后，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东方文化智慧。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体现“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思想，主张将创新范式从关注经济发展转向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基于东方哲学的方法路径。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一方面需要建立全员创新机制，另一方面需要挖掘与响应广大人民的功能、社会、环境等多维度需求。从协同机制视角，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百姓等各主体协同整合自身所拥有的独特知识并实现知识创造。从治理机制视角，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旨在广泛激发基层活力，而“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实现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协调与激励机制，打造汇聚广泛分散知识、分布式信息实现创新资源共享共创的创新公地。
方法力撑：遵循体系工程牵引和数字科技驱动
体系工程和数字科技分别从思维方法逻辑和工具方法逻辑两个视角为全面创新和引领创新的贯彻、原始创新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的落实提供方法论支撑。
现代科学技术的建立和发展，主要以源自古希腊的还原论思想为基础，主张“将难题尽可能地细分至能解决的程度”的思考范式，其隐含的认知逻辑是事物之间的关联是线性的。而系统思维与系统工程的发展，使得事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成为普遍共识。在系统思维的影响下，国家创新系统、三螺旋理论等创新理论得到发展，政府、高校等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协同创新愈发紧密，传统熊彼特创新范式向新熊彼特创新范式转变。然而以系统思维指导创新范式仍远远不够，系统工程范式以最优化为目标、存在规定的解决方法、拥有固定的边界，而这与现实中复杂、模糊的创新环境是相悖的；尤其当广泛个体逐渐成为创新主体时，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远超出系统工程范式。基于对大规模、超复杂系统的研究，体系（Systemofsystems）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体系是系统的复杂集成，具有整体性、协同性、自治性、动态演进性和能力涌现性等特征。对应地，体系工程旨在通过平衡和优化多个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实现可互操作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追求不同系统网络集成的最优化，集成这些系统以解决体系问题的管理工程技术。新时代创新需要基于体系思维展开问题分析与寻求解决方法，这与中华文化的创新基因的内核是一致的。“体系方法并非倡导某种工具、方法手段或实践，而是追求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以迎接体系问题的挑战”，主张以涌现而非固定的方式解决问题。随着创新主体多元化、创新需求复杂性、创新环境动态涌现性的特征愈发明显，体系工程牵引下形成的创新生态能够保持高效性、灵活性、协作性，能够有效处理复杂性、涌现新兴行为和演化结构，从而能够维持创新生态中各系统的竞争力、凝聚力和平衡，形成自适应的运行体系。尽管当下学术界对体系思维和体系工程的研究仍未成熟，以体系工程牵引的创新范式亦仍在探索中，但我国已有较多企业开始探索基于体系科学的组织模式。立足科技强国战略目标，以体系工程牵引下的创新范式能够为异构数据的组合、知识融合机制、开放创新机制以及创新公地治理提供支撑。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中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伴随信息革命的纵深发展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数据成为新兴生产要素和创新驱动力，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支持下，将进一步释放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积蓄的巨大能量，为全球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社会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深远影响。数字科技驱动的创新既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所致，亦是创新范式演化的结果。面向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使命，数字科技驱动的创新一方面为创新变革与时代发展提供重要的工具基础，另一方面数字科技本身蕴藏的巨大空间为创新提供无法估量的发展潜能。数字科技奠定了创新实践的工具基础。数字科技具有多学科跨领域融合的特征，对技术进步、产业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全方位赋能。数字科技为引领创新提供战略预见、技术图谱的关键技术支撑，为全面创新、原始创新提供创新成果相互协同的平台支撑，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提供高效汇聚知识的技术路径支撑。企业实践方面，数字科技驱动的创新是新时代企业管理创新的关键基础甚至是必然条件，数字科技驱动的创新提高资源整合运用的效率，辅助人的创新实践活动，例如海尔集团“链群合约”实践中数字平台搭建起到降低交易成本和避免信息不对称的关键作用，甲骨文的自动化数据库承担数十亿次复杂计算，能够让分析师专注于业务创新。数字科技明确了国家强盛的创新高地。数字科技驱动的创新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立足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应前瞻部署数字科技前沿基础研究，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下“无人区”的理论突破；应构建数字科技驱动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和自主创新生态体系，打造我国自主可控的数字科技生态基座；应加速数字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在释放经济活力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同时，建设智能社会促进民生福祉改善。展望未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快速发展，数字科技将成为驱动创新范式演进的重要引擎。基于空间视角，创新从“社会空间—物理空间”的二元场景向“社会空间—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的三元场景转变，驱动人机互动模式的变革并带来巨大的创新空间；基于主体视角，有智数字体从“机器学习”到“机器创造”，将会成为创新的新主体，驱动着创新范式从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向一种全新范式演变。因此，我国创新发展必须紧随数字科技浪潮，以数字科技驱动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我国实现科技强国战略目标。本文来源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网络首发论文，2024-01-25。陈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李根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管理学博士。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