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学与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关系

首先说“科学哲学”与“科学”，再说“科学学”。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科学的指导”, 爱因斯坦一生关心哲学，以至于申言“哲学是科学之母”。“但是，科学与哲学在学科分类上的这一种区别，并不是完全无可挑剔的，因为并不是科学中没有哲学，也并不是哲学中没有科学。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只是在一种条件下，既只是在科学与哲学都有了一些发展但还并不很发展的这一种条件下才具有的。哲学本身是不能脱离和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它本身也应该成为一种科学，而科学又是和人类正确的理性思维成果相一致的，它本身也应该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哲学。在未来的人类知识体系中，科学和哲学必将会得到极为充分的发展，那时，科学与哲学将会在一个更高的层级上达到某种新的统一。”（邬焜，2014）

“科学哲学以对科学做哲学反思为己任”。“通过对科学和技术的哲学研究，人们才能对科学技术的本质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才能确立科学的态度。运用科学的方法，高扬科学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技术变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驱动器。”（金吾伦，2007）

科学哲学是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科学知识的结构以及科学方法的哲学基础的学科。它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对科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分析。

从这两个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与科学哲学之间虽属于不同范畴，但存在许多联系，且在发展中走向融合。

再来看科学学。科学学是一门研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的跨学科的学问，它旨在系统地分析和研究科学的结构、功能、机制以及科学发展规律。科学学对科学进行全面、系统、精确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科学的运作机制和发展趋势。科学学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能为科研工作提供新的认知、思想和方法；通过探讨科学的哲学基础、方法论、社会影响和伦理问题，更加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科研和创新工作；通过研究科学文化，鼓励人们通过证据和逻辑来解决问题。这种文化特质对于科研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

科学学还更多地关注科学的整体结构、机制和发展规律，而科学哲学则更注重对科学的本质和基础进行深入的哲学探讨。科学与哲学的统一也是科学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科学学与科学哲学、科学之间确实关系密切，可以为科学哲学与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因为它既涉及到对科学整体结构和规律的深入研究，又与科学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重叠。通过科学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科学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从而有效促进“哲学和科学的内在融合的相互作用”，促进“哲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哲学化”（邬焜，2014）。

作为科技工作者关注的是如何把科学哲学的理念、理论指导科学技术和创新取得更大的进步和发展。希望借助科学学的研究，把科学哲学的理论转换为科研和创新的智慧。

二、科学学如何成为科学哲学与科学之间的桥梁

科学学研究，尤其是对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文化的研究为科研和创新提供了宝贵的认知、思想和方法。

1、历史视角的理解。

科学学重点研究科学史，帮助研究者理解科学知识是如何逐步积累和发展的。历史上许多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贡献，主要原因是他们善于吸收优秀的哲学成果，或本身具有哲学思想。这表明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种历史视角可以启发科学家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借鉴前人的解决方案，或者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现有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寻找新的突破点。

2、科学哲学的指导。

科学哲学探讨科学知识的性质、科学方法的合理性以及科学理论的结构和解释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科学家们可以更加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论和误区。

3、方法论的创新。

科学学强调科学研究应该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方法论基础。通过研究科学的方法论，科学家们可以不断优化自己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量。

4、跨学科的融合在当今特别重要。

科学学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的融合与创新。例如，在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时，可能需要结合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5、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科学学特别关注科学与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通过研究这些关系，科学家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增强科研工作的针对性和社会责任感。

6、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科学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一点类似于自然辩证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即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起来，作为连接两者的桥梁。

7、科学知识的整合。

科学学将科学知识系统比作一个圆盘，圆盘的边缘是观察实验获得的经验知识，而中心则是有关自然的基本哲学观点。任何科学理论的核心都带有某些哲学预设，这些预设是理论演绎的起点，而几乎所有科研的新发现、新发明都是在系统的边界发生的，都是在不同系统的边界链接、相互作用中出现的。如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室温超导，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融合产生互联网等。 

8、科学文化。

科学学研究科学文化，包括发现和激活传统文化的创新密码，可以为科研和创新带来新的启迪。科学学倡导批判性思维，鼓励科学家们对现有的理论和观点持质疑态度，勇于提出新的想法和假设。这种批判性思维有助于打破旧有的思维定势，推动科学的进步。

科学学强调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对于社会的重要性。通过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活动，可以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可度，为科学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鼓励创新精神、科学普及以及建立健康的科研生态环境，为科研和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与条件，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持续创新和社会的发展。

所以说，科学学不仅促进了对科学结构和发展的定量深刻理解，而且为科学哲学提供了实证基础，也影响了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科学学确实可以被看作是连接科学与科学哲学的桥梁，为科研和创新提供丰富的认知资源、思想启示和方法指导，有助于将新思想、新理论转化为科研和创新的智慧与能力。

三、还原论成为西方科学发现、百年盛世的基础理论

还原论—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四元素说”到波义耳的“元素”科学概念，拉瓦锡的“氧化论”，从古希腊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思想到近代伽利略、培根、牛顿、道尔顿确立了“原子论”，“万物都由原子和虚空构成”。17世纪系统的还原论的代表人物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了还原论方法的基本原则：“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庄子·天下》

还原论是一种哲学思想，属于科学哲学。它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或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分解为各个部分的组合来理解。这种观点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笛卡尔等早期哲学家的工作。还原论的核心在于分割和分析，即通过研究事物的组成部分来解释整体的性质和行为。

在科学哲学中，还原论通常与整体论相对立，整体论认为整体不仅仅是部分的总和，而是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还原论在科学研究中非常有用，特别是在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等领域，科学家通过研究基本的组成部分来理解整个系统的工作方式。

所有对整体的认知都来自于分解分析。 “牛顿力学拆整为零的方法论成为科学的示范。”（吴国盛，2018）当今人类所取得的大量的自然科学成果是建立在还原论的基础上的，但还原论遇到挑战。

还原论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复杂系统的行为不能仅仅通过分析其组成部分来解释，因为它们可能包含非线性相互作用和整体具有、而部分所没有的新属性。因此，虽然还原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法，科学家们通常会结合还原论和整体论的方法来全面理解复杂的自然现象。

还原论的第一个挑战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机之整体不能割裂或分开来理解；19 世纪后期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的提出已经在传统科学中具备了整体论的雏形（场的概念）；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得科学认识方法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相对论把以前认为是分裂的互不相关的时间、空间看作一个整体，从而使时间与空间相互联系；量子态和量子纠缠；海森堡于1927 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对还原论是一次颠覆。在20世纪60年代，分子生物学家认为生物学的所有现象最终必须被还原到分子的水平才能得到解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复杂性科学是科学史上又一次革命，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论上由简单还原论上升到复杂整体论。

还原论是科学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在理解和解释自然界的复杂现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并与其他方法相结合以获得更全面的科学理解。

中国传统整体论是抽象概念，欠缺还原论，是重应用、轻原理，重技艺，轻科学的文化，在世界进入科学时代后我们落后了。我们国家近七十多年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科学技术也取得很大进步，但问题是，我国的工业技术和设备基本靠引进，技术确有进步，但技术能力有限, 核心关键技术少。我们科技人员的思维方式面对抽象的整体论，在“西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中，浅薄地进入了西方的还原论境界，但是我们的细化分析仍然不足。

长期以来传统文化的一元化、同质性和社会垂直层级结构，造成学术和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封闭、保守、僵化，难有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难以出现创新的火花。社会上权威至上、难破难立，重趋同一致，轻标新立异，重模仿、轻创造，重技术、轻科学，缺乏批判精神，缺乏个性的原创意识，缺乏兼容并包。（孙海鹰，2015）

四、系统论是科学哲学的新思想

系统论也属于科学哲学的一部分。系统论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结合了多个科学理论，如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来研究不同系统的性质和规律。 

哲学基础。系统论的形成受到了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包括中西方的系统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等。这些哲学观点为系统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考方式。

辩证系统观。系统论中的辩证系统观，如宇宙系统观、生命系统观等，体现了科学哲学中关于整体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方面的思考。这些观念有助于理解复杂系统的相互作用和演变过程。

基本原理。系统论提出的八大原理，如整体性原理、开放性原理等，都是对系统本质和行为的哲学概括。这些原理在科学哲学中用于指导对各类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系统科学哲学。系统论不仅是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础，也是系统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魏宏森的《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一书就深入探讨了系统科学古今中外的来源，以及系统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展现了系统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系统论作为科学哲学的一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和分析复杂现象的框架，强调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整体性。通过系统论的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和解决科学问题。 

还原论和系统论都为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还原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更小、更易于管理的部分来研究。这种方法在科学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在物理学、化学等领域，通过将复杂系统分解为其组成部分，科学家们能够深入理解这些部分的性质和相互作用，从而解释整体的行为。还原论的确为百年科学发现盛世奠定了基础。

系统论则强调了整体性和相互关联性，它认为系统不仅仅是其部分的总和，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性质和规律。系统论在20世纪的科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生物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系统论的生成论观点，即系统是通过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性质的观点，为理解复杂系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21世纪，随着生态哲学、复杂性研究的兴起，整体论方法日益受到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还原论方法过时了，科学研究仍然依赖于还原论方法的支撑。实际上，现代科学研究往往需要还原论和整体论的结合，即在分析单个组分的同时，也要考虑它们在整体中的作用和相互作用。

所以说，还原论和系统论都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科学领域中发挥了基础和引领作用。未来的科学研究将继续受益于这两种理论的互补性和综合应用，以更好地理解我们周围复杂多变的世界。

而钱学森系统论正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有机融合。 

钱学森系统论强调在分析和研究复杂系统时，既要进行分解分析，又要进行整体分析，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这种思想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系统的本质和特性，从而涌现出全新的建构和性质，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还原论是一种将复杂现象分解为简单组成部分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但还原论往往忽略了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整体的结构特性，导致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准确描述和解释复杂系统的行为。而整体论则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系统。它认为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性质和功能取决于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整体结构。整体论有助于我们把握系统的全局特性，但也可能因为缺乏对部分细节的关注而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钱学森提出的系统论将还原论和整体论相结合，既关注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又注重整体的结构和功能。他强调在分析复杂系统时，首先需要进行分解分析，深入了解各个部分的性质和功能；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分析，把握系统的全局特性和涌现性质。通过这种有机统一的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复杂系统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在实践中，钱学森的系统论思想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例如，在航空航天领域，通过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设计和优化飞行器的结构和性能；在医学领域，系统论的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和治疗疾病。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就明确地出了系统论和系统论方法。在应用系统论方法时，也要从系统整体出发将系统进行分解，在分解后研究的基础上，再综合集成到系统整体，实现1+1＞2的整体涌现，最终是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由此可见，系统论方法吸收了还原论方法和整体论方法各自的长处，同时也弥补了各自的局限性。这是钱学森在科学方法论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它不仅大大促进了系统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必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它科学技术部门产生深刻的影响。（于景元，2017）

邬焜认为：系统中“全”的特质是在种种联系的综合中全新建构起来的。这个“全”的特质是根本无法通过与其要素特质的大小类比来予以说明的。（邬焜，1990）即整体涌现比1+1＞2更显著。

我们若只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不发展现代先进文化，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国家。传统整体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还原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乏整体思维、系统思维。中国文化不可能“全盘西化”。我们照搬西方文化，只能跟随模仿，亦步亦趋，疲于奔命。

钱学森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走出来，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抬升，以系统论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新路，按照钱学森的系统论，建设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技术科学，不仅能提升工程技术，而且能够带动基础科学新发现，这是新的文化理念和意识，是科技发展的根本。 

宋健明确系统论和信息论是发展方向。宋健指出：历史无绝代，社会无终态，科学无止境，真理无绝论。还原论，从现有知识和经验中演绎归纳而来的规律可能不都是最后的绝对真理。从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1687） 算起，现代科学经历了仅约300年的历史，还资浅年轻。人的视野有限，观察和实验手段受制，未及穷窥万象，阅尽世态，积累的知识尚欠丰赡，离看穿世界，理解万物仍很遥远。系统论者早就觉察到，尽管经典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对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但还是提出了四大质疑。 

第一，忽略了信息。第二，日常观察使人确信，系统有层次之分。第三，生命的产生和行为是系统论者的参照标杆。第四，经典力学描述的自然过程都是可逆过程，时空反映对称。这与热力学定律失洽。系统论对还原论的挑战，方兴未艾，引发无尽期冀。

宋健明确提出，还原论存在理论局限性，特别忽视了信息，而信息恰恰是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宇宙“三基元”。还原论描述的自然过程都是可逆的，但是生物进化不可逆，时光不会倒流。

李政道说：“我们对科技的看法也是这样，集成电路越小越好，到了一个极限就要停顿，也不一定越小越好了，将来的历史会写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微观的世界与宏观的世界，用科学的方法连接起来。” “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从这个简单化的观点出发，不会有暗物质，也不会有类星体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基因组织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的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我认为，到了21世纪，微观和宏观会结合成一体。不光物理学如此，这也许还会影响到生物学和其它科技的发展。”（1999）

现代物理学（如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的统一问题）本身就揭示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并非割裂。李政道倡导的这种结合，本质上是在寻求一种能够“贯通不同尺度、统一基本规律”的理论框架，打破微观与宏观的绝对界限。这要求一种超跃单一尺度，超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五、信息科学对现有科学研究纲领有整合作用

邬焜强调信息科学的整合作用。

存在=物质+信息。信息是物质直接存在的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信息科学对现有科学研究纲领有整合作用（把还原论和整体论、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统一起来，有序和无序的兼容、要素和自主个性和整体行为的涌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统一起来）。（邬焜，2017）

信息哲学试图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信息本体论）。

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结合。信息本身既是构成性的（如比特），也是关系性的、模式化的、整体涌现的（如意义）。研究信息需要分析其载体（还原）和理解其结构、语境与意义（整体）。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结合。 信息过程既包含确定性的规律（如信息编码、传输的物理规律），也包含不确定性（如噪声、选择、涌现、意义的解读）。尤其是在复杂系统和生命系统中，信息处理往往表现出决定性与随机性的交织。

有序与无序兼容。信息本身就是有序性的度量（如负熵），但信息的产生、传递和演化往往发生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中，需要与无序（噪声、混沌）相互作用。自组织、耗散结构理论等都揭示了有序如何从无序中产生并与之共存。信息哲学为理解这种兼容提供了新的视角。

量变到质变。在邬焜信息哲学和自组织理论的框架下，科研过程中那些质疑、批判中的“正确意见”，恰恰是推动科学范式演进和知识突破的最重要的“偶然涨落”之一，并且常常在科学发展的“分叉点”上扮演关键的“路牌”角色。这深刻地体现了科学认知作为一种复杂信息系统的自组织演化特性。

这是信息科学对二元对立的现行科学研究纲领的整合。

系统论和信息科学是对还原论与整体论的一种有机结合和深化发展。它强调在分析和研究复杂系统时，既要进行分解分析，又要进行整体分析做到有机统一，从而涌现出全新建构和性质的新发现新发明。这种思想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复杂系统的方法和途径。

六、让科学学助力将科学哲学的思想转化为科研和创新的智慧

科学哲学提供了对科学的深入反思和理解，为科学发现发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科学学对科学和哲学的深入理解，使其成为连接科学哲学与科学的桥梁。科学学有助于将科学哲学的思想转化为科学发现发明的智慧。

因此，通过科学学的研究、应用和传播，科学家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科学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更有创造力地进行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推动人类社会的科技进步和发展。

分析一下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理论。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有杰出贡献。太阳黑子早于西方一千年就有记录，浑天仪、历法等领先世界。我们缺的是技术向科学的深入，四大发明等技术没能向原理科学深入。近五百年没有重大原创发明创造。根子是重应用轻原理、重技术轻科学的文化，是忽视理论的指导。 “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1883年8月15日H?A?罗兰说：中国人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没有寻根问底。这才有了李约瑟之问：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中国文化有求真、求知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吗？有！中国文化有许多理性思维和科学哲学。中国文化的创生力具有生成性、生态性、跨跃性、创造性、和合性特征。中国的易学思维（生成变易是宇宙生成模式，不同于希腊的混合与分离的变易；易学的逻辑性、整体性，动态平衡、相变、意识能量和多维、能量模型与现代数理逻辑和生命演化科学相通）道的生成论（不同于西方的构成轮）整体论（不同于西方的还原论）钱学森系统论（是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有机统一）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不是布什的线性模式，而是工程技术的原理科学带动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形成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哲学（不同于西方的专门化哲学的狭隘性）信息哲学（首先在中国创立的元哲学）等科学哲学思想十分丰富深厚。

1957年钱学森指出：要使工程技术活动克服经验的局限,建立有科学基础的工程理论,就需要进行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综合，建立一个新的知识部门：技术科学。(刘则渊 陈 悦，2007)

技术科学的目标首先是为工程技术( 广义上泛指一切应用和技术领域) 服务, 为工程技术提供有科学基础的工程理论, 进而带动和领导产业的发展, 而自然科学的核心是为了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郑哲敏，2001）

技术科学的桥梁作用、转化作用、反馈作用和渗透作用，决定了它在整个科学技术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把基础科学比作大厦的地基，那么技术科学称得上大厦的柱石，应用技术就如设备齐全的房间，它们三者共同组成了一幢美妙的科学大厦。（冯之浚 张念椿，1980年）

地基-柱石-房间的关系形象地描述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技术科学是以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以系统科学方法和相关专业理论来发现和解决应用工程技术中的机制、原理等科学研究的过程。

不少人以美国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比我国多得多为由强调要再加大基础科学研究投入。这个问题杨振宁先生早有说明。杨振宁先生（1981）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 “倾向于走两个极端”，即基础研究和产品的研究。“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而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的研究多得多。事实与此正相反。”杨振宁指出，“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杨振宁说的先实际后原理的发展性研究正是技术科学研究。

都说中国缺乏原创技术和产品，尤其是缺乏颠覆式技术，但是什么原因却莫衷一是。有不少科学家认为是基础科研薄弱，但是看看冯之浚和张念椿先生1980年写的“技术科学的重要作用”，就可以看出所有的基础科学不经过技术科学就不可能应用。这几十年来的颠覆式技术没有一个是直接来自基础科学。就是核聚变实验装置也难在聚变堆先进稳态运行的一系列技术科学。所以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用和工程中发现的原理科学，或者新原理改变了旧原理，就一定是原创，就一定是创造的颠覆式技术产品，就是技术科学。请看，数码技术原理改变了感光胶卷的化学原理，锂离子电池以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移动改变了电池的氧化还原反应的化学原理，LED灯以发光二极管改变了钨丝电流通过发热发光原理。这才荣获诺贝尔奖。

事实上在1945年之前的十余年间，美国正在形成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新科学范式，这种新范式与欧洲传统的科学文化大相径庭。崇尚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以及科学家的自由独立，恰恰是老派欧洲科学精英们的风格。而在美国，一种打通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并且把科学家和工人、政客、资本家们捆绑在一起的新的科学文化正在崛起。布什的理想从来都不是美国科学的现实状况，美国科学的特色早在1945年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大科学：欧内斯特·劳伦斯和他开创的军工产业》一书就是对这一发端于美国的新科学范式的很好介绍。（杨川 孙海鹰“创新如何驱动”，引自《美国出台“无尽的前沿”的真正背景：科研已经卷入名利场》）

当前重点是从工程技术中发现科学新原理，创造新技术和产品。

科学学研究将这些哲学思想、理念，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科技工作者，渗透到科研和创新活动中，必将转换为创造和创新的智慧和能力。

当科学哲学新的科学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一旦变成行动，传统文化密码一旦被激活，世界上最勤奋的中华民族，开创元创造、原创新的新时代一定会尽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