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但是，很多人也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就业岗位减少等负面影响。为此，今刊发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人工智能研究组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有助于人们全面辩证地了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稳妥的措施来应对由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人工智能重塑就业结构，“人机协同”将成为主流工作模式

　　

　　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首先要研究评估的方法论。我们通过大量研究发现，现在已经发布的各国政府战略和研究报告大体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论中的一种或融合使用，或者直接引用其结论。

　　

　　麻省理工学院David Autor教授在上世纪末率先研究信息技术对工作的替代时，把信息技术定义为能够做“流程性”（routines）工作，据此分析所有工作中可被流程化的部分。他的这种新的框架，不同于传统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或者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分类方法，而是建立了新的方法论。2013年，牛津两位学者（Carl BenediktFrey、Michael A. Osborne）认为新出现的人工智能较传统信息技术有了新的特点，不仅可以做流程性的工作，同时也可以做一些非流程性的工作（如无人驾驶，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驾驶”是不可能代码化的），据此提出了新的方法论。OECD专家整合了上述两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固然可以做非流程性的工作，但是任何一种职业都是由不同的“任务”（task）组成的，人工智能只是替代了一个职业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任务，所以并不会造成整个职业的消失，因此进一步推进了人工智能取代就业的研究方法论。

　　

　　麦肯锡则进一步细化了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和职业所包含的内容，建立了更复杂的方法论。麦肯锡认为职业的工作岗位由具体的工作内容组成，人工智能不是直接替代职业岗位，而是替代工作内容，预计全球50%的工作内容可以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实现智能化。可以高度流程化和数据化的工作会最先被人工智能承担。近中期就业可能出现“两极”化特点。部分中等技能岗位技术上可以智能化，并且替代成本适宜，这类岗位可能被快速替代，比如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等工作。具备大量人工智能无法完成工作内容的高技能岗位和使用人工智能不经济的低技能工作中短期内受影响较小，但是工作模式也会发生变化。

　　

　　未来“人机协同”将成为主流工作模式。比如，一个接送儿童上学的校车司机，如果无人驾驶技术成熟，他可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陪伴孩子。无人驾驶只是增加了他工作的效率但并不会取代他的工作。而且，随着无人驾驶的兴起，也会增加后台操作人员、实时监督和运维等方面的新工作岗位。因此，人工智能不只是替代部分现有岗位，也会改变工作范式，并可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工作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工作不是稳定的固定的，而是基于人工智能通用技术平台的更具弹性和灵活性的工作。

　　

　　受技术成熟度、应用经济性、社会接受度等因素影响，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重塑需要一个过程，麦肯锡认为大约几十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应对得当，有可能实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平稳的社会转型双赢的局面，我们应该把握好这个历史性的机会窗口。

　　

　　●要重视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叠加影响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冲击和挑战。中国、日本、印度和美国受到的影响将尤其明显，麦肯锡预测这四大经济体可智能化的岗位（即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实现智能化的工作内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

　　

　　综合对比各类报告，大都认为中国目前从事可自动化工作的劳动力人口超过其他国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预测中国51%的工作内容有自动化潜力。牛津大学和花旗银行2016年联合发布的报告声称中国现有职业被替代的风险高达77%（OECD国家平均57%，印度69%）。但是这些评估大多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数据推演的，基本没有考虑到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特点，没有充分考虑新增就业的情况。并且这些研究，都建立在一个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即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不受外界的政策、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个国家的政策和一个社会的文化，对人工智能能否发挥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有着重大影响。所以，这些报告提出的有些数字“耸人听闻”，需要谨慎对待，不能不加分析地引用，直接作为政策制定的基础，但值得严肃研究。

　　

　　当前，我们分析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必须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特点。中国具有丰富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差异，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纵深。从动态演进的视角来看，我国部分工作岗位被替代并不可怕。通过创新驱动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而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意味着就业升级，而就业升级会必然让一些“低端”的不安全的就业岗位消失，这是个必须经历的过程。重要的是拥抱变革，拥抱变革带来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积极和有创造性的应对措施。当然部分具体行业可能会受到快速冲击，某些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可能出现就业外流现象。中国正处于发展历程的叠加时期。我们在短时间内走了西方发达国家百年发展之路，从制造业来讲工业1.0、工业2.0、工业3.0都有，从经济整体来讲，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同时演进，并且中国形成了全世界唯一能与美国匹敌的互联网产业生态。这些要求我们在分析就业问题时必须综合分析。

　　

　　最有中国特色的是移动互联网和平台经济对就业的重大影响。滴滴借助于移动互联网，对出租车造成了冲击，同时带来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阿里巴巴对实体店带来极大冲击，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电商就业岗位。近些年由于制造业的自动化升级，就业岗位在减少，但同时新的就业机会出现在新兴的与平台经济相匹配的配送和服务业，部分配送工作源自制造商外包配送服务，承接了很多新的就业。而中国短时间内出现规模巨大的物流工作岗位，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人工智能的深入应用，会进一步改造现有的物流体系，为就业结构调整注入重大变量，这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从提升我国整体竞争力的角度去研究思考就业问题

　　

　　中国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影响，不能把就业问题作为单独的问题来看，应该放到整个创新变革的系统演化进程中去看，放到创新全球化的背景中去看。人工智能是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产业变革演进的大融合，可能形成创新变革的新高峰，这是个客观过程。我们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在抓住这次变革机遇，提升我国整体竞争力。同时在这一前提下去研究思考就业问题。当前，我们认为应该着手于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积极采用人工智能与现有行业相结合，促进产业升级，保住竞争性就业。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介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上一步，就进入发达行列，降一步，就会面临成本更低国家的竞争。只能进不能退，只能快不能慢。目前，我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不断高企，正在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同时我国拥有比东南亚等国家更多的资本和更好的技术储备，要想保持竞争力，只有积极采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模式。

　　

　　二是积极采用人工智能开拓新产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中国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中产阶层，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个消费能力可以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国现在大学生等就业问题，很大原因是高端就业岗位太少，而人工智能创造的新的就业质量会优于现在的工作。过去多年中国的技术进步由于拉动投资而净增加了就业，人工智能初始阶段必然伴随大量投资，以及人工智能产品制造也可能会增加相关就业。只有率先把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新产业、新市场培育起来，才能在这场全球变革中占据主动。

　　

　　三是从人机竞争共生的视野来设计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技能培训体系。从中长期来看，教育和培训的关键之一是培养人类特有的技能，包括人机协作的技能，这将对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带来颠覆性挑战。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适应持续变革和灵活就业的劳动保障体系。要充分重视中等技能人才被替代的情况，及时做好引导转岗和社会保障工作，因为这部分人群对技能的培训已经投入了较大成本，对于新岗位期望值高，需要妥善处理。

　　

　　四是扎实开展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评估的方法论研究。很多智库研究认为中国可被自动化的工作岗位全球最多。当务之急是立足中国实际，设计适合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由有关部门牵头采用科学方法全面评估分析智能化对中国就业结构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在评估替代就业方面，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评估方法。但是在分析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就业方面，还缺乏体系化的方法，这方面的评估需要定量的数据模型和定性的未来学方法相结合。

     

     作者：王迎春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李辉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刊于2017年8月27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