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4日、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工作时，提出希望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2015年5月26日，上海正式对外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值此总书记科创中心建设重要指示二周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全面部署一周年之际，三思派特邀请上海市各软科学研究基地共同探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分享新认识，交流新思路，提出新建议。今天为您带来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两位专家从科技人才角度出发的深度解析。

　　

　　对话专家

　　

　　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心

　　

　　张健明

　　

　　刘默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张健明教授

　　

　　刘：上海建设科创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众多领域人才的支持与帮助。您认为上海要打造全球人才高地，应重点集聚哪些人才？

　　

　　张：我认为支撑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需要不同类型、多种层次人才的共同努力。在人才集聚类型上，上海要能集聚一流科学家、一流工程技术人才、商界高级经理人、文化大师、超级明星等在全球某一领域具有很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人才。在集聚人才层次上，上海不仅要集聚在科技、商界和文化界的顶级人才，也要注重集聚各类专业技能人才，也就是说上海要有一批高级“工匠”，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有着顶级的技能。上海在各个领域中有了这样一大批高级“工匠”，必将极大提升上海城市产业竞争力，极大提升上海城市的品质，增强上海城市的魅力，这也是上海构筑全球人才中心的重要基础。但是，目前上海在集聚和培养高级“工匠”方面政策支持力度还不够大，鼓励“工匠”社会氛围尚未形成，因此，上海要加快补这方面的短板。

　　

　　这是我的理解，其实这个问题也与我想问您的问题相关，因为作为海归，您肯定对上海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有切身体会，在您看来，到上海工作发展的优势有哪些？

　　

　　刘：我在英国读八年书，博士毕业后回国。这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大量的海外优秀人才开始回来报效祖国。上海作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在吸引海外人才方面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综合环境优越是海归人才首选上海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一是上海人脉关系和网络发达，广泛的海外关系网络成为宣传上海改革成果、传递利好政策信息的重要途径。我的许多海外朋友首选上海发展主要缘由是这里有诸多的朋友和同学。二是上海有着良好的科研基础、市场前景、投资环境，有助于海外人才归国发展。三是上海市政府对海外人才的鼓励与扶持。上海各级政府针对归国人才提供了多层次、多类别的服务和优惠政策。去年，上海出台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以来，上海实施了的人才政策更加积极，人才管理制度更加灵活，人才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当然，上海的人才政策对海归人才虽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仍然有许多地方让海归人才困惑。例如，海外归国人才由于在国外工作生活时间较长，回国后必然存在社会适应性问题。同时，由于我国科研体制、人才评价考核体系、薪酬福利体系等与西方国家不同，也可以说有不小的差距，所以归国人才在上海就业工作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张：那您认为海外人才在上海就业、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刘：我认为主要障碍之一，是上海在吸引人才中存在一些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是海归所不理解，也难以适应的。例如，在海外归国人才面临就业招聘中，上海一些单位存在人才招聘事先内定的不公平竞争现象，又如性别和年龄歧视、不透明的拒绝理由等。这些现象都是海归人才所不能够理解的。主要障碍之二，上海的人才评价体系不科学，科研评价机制不尽合理。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22条意见中，提出要健全人才评价体系，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做到这一点很难。例如，一些归国的工程技术类人才，他们具有较强解决工程技术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在生产制造的核心环节发挥重大作用，但是，我们的评价往往看重专利和论文。因为论文和专利是显性的考核指标，实践能力往往难以考量，我们人才评价传统也使这类人才往往不能获得支持。主要障碍之三，人才管理制度方面还存在着不利于海归人才发展的问题。例如，许多年青的海归人才到上海工作后，一定程度上，受到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术界泰斗的双重制约，他们只能成为行政领导和研究团队领导的“打工者”，国内论资排辈的人才管理模式，使得他们难以独立的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然而在攀登科技创新的高峰征途上，青年人应当是主力军。我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障碍，不仅是影响上海海归人才发挥作用的主要瓶颈，也是阻碍上海吸引大批人才聚集上海的主要瓶颈。

　　

　　张：好的，让我们从工作谈向生活，您认为海外人才在上海的生活会遇到哪些困难？

　　

　　刘：我认为上海虽然具有吸引海外人才的综合优势，但是，目前海外人才在上海生活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子女教育问题。这已成为海外人才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原因是上海的基础教育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与国外有较大差距，而且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也导致海归人才困惑。此外，各类国际学校的数量与归国人员和外籍人员的实际需求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同时也有不少海外人才对上海国际学校教育内容和方式、国际学校的收费较高等问题不满意。又如，海外人才对部分社会服务和管理不满意。有些政府管理部门的主动服务意识较弱，到政府部门办事，往往要多次往返，时间成本高昂。

　　

　　就这个话题，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上海22条意见中提出，要进一步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您认为上海应重点采取哪些措施来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张：上海22条意见中，对进一步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提出许多非常具体的政策意见，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在上海工作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我认为上海要吸引更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成为国际人才高地，必须建立起国际化的人才管理制度。要注重“市场化”的人才服务机制，同时，更加注重依法治理，不断完善人才发展的政策法规。具体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支持政策固然重要，但是营造良好的国际人才在上海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发挥市场在国际人才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薪酬分配制度，用要素产权收益和创值贡献分配等国际通行的现代薪酬理论实行分配，真正做到让国际人才 “名利双收”，这是上海加快国际人才高度建设的关键。

　　

　　刘：国际人才有成名大家也有年轻新锐，您认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应更注重引进前者还是后者？

　　

　　张：从上海建设全球人才高度的角度看，吸引全球知名科学家和吸引国际青年人才同等重要。但是我更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青年人有思想、有活力，他们的教育背景和研究工作基础比我们要优秀得多，青年人才是支撑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生力军。不可否认，上海集聚各个领域的全球著名领军人才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意义重大，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没有青年人才支撑的科技创新团队，上海要保持持续领先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自下而上的提升上海整体人才队伍水平，提升人才的综合实力。上海要精心选好、支持和帮助一批年轻人才的发展，给予他们持续的支持，激发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奋斗的精神。这样形成的人才队伍才能更好的了解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之所需。所以，上海对各类青年人才的引进和支持还要加强，使上海成为真正的国际人才高地。

　　

　　刘：引进人才后还要用好人才，我们现有的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您觉得需要做哪些提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是否应该鼓励科技人员办企业？

　　

　　张：我认为激励科技人才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支持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直接的收益，要使科技人才不仅拥有经济上的获得感，而且要有自我价值实现的获得感。上海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提出“加大创新创业人才激励力度。构建职务发明法定收益分配制度，允许国有企业与发明人事先约定科技成果分配方式和数额；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转化收益用于人员激励的部分不计入绩效工资总额基数。”这项政策对科研人才有着重要的激励作用，但是据我知道，这项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落实，例如，上海有些高校绩效工资总额依然是科技人才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22条意见中提出的“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和领导人员因公出国进行分类管理，对技术和管理人员参与国际创新合作交流活动，实行有别于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国审批制度”，也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改善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在知识产权转化方面，给予科技人才更大的自主权和政策支持力度。要完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措施，建立专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对科研人才技术入股做出合理信服的价值估值。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也是对人才的保护，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使人才知识价值获得可靠的回报。

　　

　　关于科研人员创业，我认为一般意义上讲，应当鼓励科技人才创业，但是从专业化角度看，科技人才和企业经营人才毕竟有着很大不同，科研人才不一定能做好产业。因此，上海要吸引和培养一大批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人才，通过专业化运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使科技成果实现市场价值。因此，科技人才应该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能够做什么。企业做的事情科学家未必搞做的好，科技人才做的事情企业家也做不好，在科技创新价值链中，科技人才、科技成果中介服务人才、企业经营人才应当优势互补，我认为政府应当在这方面给予一定的引导和支持。

　　

　　刘：科技成果转化是检验人才工作成效的重要方面。上海应怎样利用高层次人才的智力优势，有效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张：上海要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上海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提出要清除各种障碍，让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人才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核心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突破创新链阻断瓶颈。我认为，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是突破创新链阻断瓶颈制约。首先，要突破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制约，关于建立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真正有效的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始终难以建立起来，我们一度有“官产学研”的提法，我认为恰恰是“官产学研”的思路，制约了有效创新体系的建立，制约了科技成果转化。原因很简单，在“官产学研”视域中，官是主导，官是创新体系的核心，创新主体都想从政府那里获得利益。然而，真正有效的创新体系应当是企业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学研”面对市场需求形成利益共同体，在这样的创新体系中，“产学研”各个主体中的科技人才集聚起来，在市场需求引导下实现自己的价值。政府的角色应当是支持和引导这样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助推人才、技术与资本、市场有效对接，而不是政府唱主角。一句话，要能够让市场做的政府就不要直接去做。

　　

　　刘：您如何评价22条意见实施以来，上海的人才政策？

　　

　　张：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去年上海出台建设科创中心22条意见以来，上海的人才政策不断优化。22条意见中与人才政策相关的就有6条，同时上海还推出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将6条原则性意见变成20条具体措施。显然，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政策。我认为上海的人才新政已经初见成效，人才政策体系正在得到不断优化。这为上海建成国际人才高地，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进一步落实建设科创中心的人才政策，深化人才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我们依然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才政策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在前面讲到，对人才的界定我们有认识误区，高技能人才也是重要的人才，上海要吸引和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才能建成一个创新型的城市。其次，人才政策体系不仅是给科技人才直接的支持，更要注重科技人才发挥作用的间接支持，注重知识、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和生态环境。再次，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科技创新规律。目前 “急躁”、“焦虑”情绪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在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也存在这种情绪，好像引进一个人才就能立竿见影，解决我们面临一切问题。因此，上海完善人才政策，要注意防止引进和培养人才的短视行为。最后，要加强人才政策的落实，由于传统人才政策的惯性，22条意见中的有些政策尚未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例如，《意见》指出，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和领导人员因公出国进行分类管理，对技术和管理人员参与国际创新合作交流活动，实行有别于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国审批制度。但是，据我所知，上海许多高校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政策，科研人员参与国际合作交流依然参照政府机关行政人员出国审批制度，市政府有关部门也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诸如此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人才政策的有效实施。又如，《意见》提出，改革基础教育培养的模式，强化兴趣爱好和创造性思维培养。这项改革需要市教委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下，这条意见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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