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商务成本不仅是生活成本，其主要部分可能是经营活动的成本包括创新的成本。高商务成本与创新活跃的关系是复杂的，它既是创新活跃的一个标志、甚至可能是创新成功的结果；同时也造成初创企业的生存困难，成为外部新人进入的障碍。全球创新中心似乎都存在生活成本高企不下的现象，但它们在“创新成本”上具有优势。上海要解决生活成本这个不利因素需要打好“组合拳”，就是要综合其它各方面的优势来冲抵。本文最后从“变换一个思路”、“打破一堵围墙”和“保留一点浑水”等三方面为这一课题的思考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一

　　

　　它们为什么“逆势”而行？

　　

　　今年1月份通用电气公司宣布将把公司全球总部从康尼提克州的Fairfield搬到麻省的波士顿市。即使美国有制造业复兴迹象，这个动作还是有点“反潮流”。因为生活成本和环境保护等因素制约，多年来工业企业逐渐从大城市、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区退出，更加轻型化和服务性的产业取而代之似乎成为趋势。然而通用电气总部迁移并非孤例。恰好一年前，以做ATM机闻名的设备商制造商NCR也有类似的动作，2015年1月15日NCR公司宣布将把设在亚特兰大郊区Duluth的全球总部迁入市中心，搬进佐治亚理工大学建立的“技术广场”，一个高技术产业园区。

　　

　　商务成本过高一直被认为是影响投资的重要负面因素。波士顿处在美国住房成本很高的城市带（参见图1），同时城市中心区生活一般要比郊区更贵，上面这两个例子大型制造企业为什么直奔高成本而去，引发我们对商务成本问题进行再思考。

　　

　　据媒体报道，两例中都有当地政府提供优惠等因素。但是这些优惠与总部迁移为当地带来的增收相比是小头，而且通用电气还马上答应数千万的慈善回馈。所以单纯的节约恐怕并非总部挪腾的首要考虑。

　　

　　事实上通用电气和波士顿市都高调宣称此举主要是因为“大波士顿”地区拥有55所大学和学院，其中不少属于世界领先，不仅可以接近源源不断的新知识，也可方便获得高级人才。而NCR在2009年从俄亥俄州搬到亚特兰大郊区时，接近机场等物流成本的考虑可能占主要地位；但是去年又进一步进入市中心，显然也是为了靠近知识发源地（佐治亚理工大学也是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

　　

　　谈这两个案例，其实是想说明企业在哪里发展，除了房价等生活成本，以及一般可以货币计量的商务成本，还是要考虑许多其他因素的，有时那些因素可能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

　　

　　多面的商务成本

　　

　　繁华大都市的生活成本都很高，房价是其中一个标志，而且容易度量，方便比较，最容易被人拿来说事。

　　

　　当说到上海市商务成本高的时候，许多人想到的其实是房价和孩子教育的花费（前文中说的生活成本主要是这两方面。交通等成本也高但与房价密切相关）。的确，这两个因素对吸引高素质人才，特别是青年才俊是极大的阻碍，同时也是一般人对商务成本最直观的感受（注1）。然而商务成本的另一部分，即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代价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工业化初期许多工厂建在城市，原因就在于接近交通枢纽、信息和人力资源，因而交易成本较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烟囱开始不再时髦，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许多企业没能跑赢技术进步和环保压力，商务成本急剧上升，上海就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产业结构调整。

　　

　　世界银行一个所属机构测评了在不同国家和经济区开办和运作企业的方便程度，即通常所说的投资环境（表1）。这些当然都关乎商务成本，只是其中不少难以用货币或物质数量来衡量。

 

　　

　　表1 ：世界银行“开展商务方便程度”指标（2015年版）（资料来源：http://www.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在表1那些指标基本上属于投资环境，相当大程度有关政府的服务和效率。这次通用电气“迁都”，波士顿和马塞诸塞州政府拥抱创新的积极态度肯定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把投资环境也联系到商务成本？很显然，好的创新环境确实能够冲抵城市地价房价高昂和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同样，在不利的环境下创新主体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就等于增加了商务成本。

　　

　　应当指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投资环境目前依然在起作用。在通用电气案例中，迁入的800人除了部分管理层，主要是研发和设计人员，生产线并没有进入大城市。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城市的崛起，以及电子商务的如火如荼，从一开始还只是满足商务成本的传统要求罢了。

　　

　　三

　　

　　全球创新中心的商务成本

　　

　　世界各国目前都已认识到，在推动产业和商务活动发展的因素中，创新的贡献越来越重要，许多城市都在力争成为创新中心。

　　

　　然而事实是，创新中心城市似乎同时都是房价最高的。图1显示，美国公认的创新中心如硅谷和纽约两个都市圈，就占据买房综合成本最贵的第一和第二；英国也同样如此，30年前人们只知道剑桥科学园，而现在伦敦在创新方面的名声已经明显超过剑桥（注2），而伦敦生活成本在英国无疑是独占鳌头的。据今年4月30日一期的《经济学人》文章，其房价的中位数现在已经是20年前的3倍，而伦敦西区商务楼甚至比曼哈顿中心区还要贵1倍。而中国被公认创新活动活跃的城市，如北京、深圳、苏州和杭州等地也呈现类似迹象。

 

　　

　　图1：美国部分城市为能够购买中位数价格（包括本金、利息和保险税负等）住房，所需的年薪（资料来源：美国住房按揭公司HSH，转引自MarketWatch网站2016年3月6日Catey Hill博客，蓝色圈为作者所加。）

　　

　　高房价虽然肯定有负面影响，看来还是没能阻挡这些都市迈向全球创新中心的步伐。因为一旦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商务成本的构成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都市的“创新友好”禀赋压制了高房价的壁垒。

　　

　　创新驱动下商务成本中发生最显著变化的应该是人的成本。创新中心集聚大批高智能高技能人才，而高科技又需要金融业伴随，那些人才通常是很贵的，而且会带动该地区薪酬普遍提高（注3），一定程度上高房价因此得到了支撑。

　　

　　而另一方面，创新资源的可获得性则越来越成为关键因素。除了前面提到的研究型大学等新知源头，还有一些创新需要依赖的社会环境，如高科技和创意设计不同轨道人士的方便沟通，高水平的金融服务，甚至大批“个体户”式的创客可以生存和成长的土壤；以及能够宽容失败、以平常心看待孤傲和“另类”的社会文化。这一切显然有利于各式人等混杂、移民比例高的繁华都市，而不是常常被盛赞的郊区小镇和田园风光（注4）。

　　

　　同时，原来拖累传统产业在城市发展的物流、环境那些束缚，因为产业链全球化，更由于先进制造技术和互联网应用的迅猛发展而得到缓解。例如一旦3D打印进一步改进了加工速度和成本，传统制造业的大件物流不仅可能大幅减少，还可以网状运行，避免了都拥挤在城市中集散，这同样也大大降低了传统制造业易生污染的弊病。

　　

　　四

　　

　　应对高商务成本：一些新的思考角度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近1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商务成本正在迅速接近发达国家，不仅中国、部分“金砖国家”情况也是这样（图2）。历史经验和现实迹象表明，商务成本上升恐怕是一种伴随经济发展的普遍性现象，借用一句西谚，这或许既是祝福（Blessing）又是诅咒（Curse），本文标题即由此而来。

　　

　　所以，当我们听到“努力降低商务成本”的呼吁时，需要分析，哪些属于随着发展而出现的“水涨船高”、哪些可能是超出合理范围，需要遏制的不合理负担。

　　

　　我认为，应对商务成本过高应该打出组合拳。一方面，针对过高的房价、过重的企业税负，以及高科技人才流动阻碍，需要“对症下药”，及时修改法律或制订政策加以解决；而另一方面，直面商务成本必然逐步上升、其中某些不合理高成本短时间内也难以消除的现实，采用一系列“对冲”措施，实际上就是提供更多更好的创新资源，冲抵目前不得不承受的高成本。需要提醒的是，这里主要指提供更多公共品；而政府各种补贴，特别是基于评审和审批的补贴则应谨慎从事。上海市已经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大体上就是符合这些要求的。

 

　　

　　图2：制造业商务成本变化（资料来源：波士顿咨询，转自《纽约时报》网站，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5/07/31/business/international/rising-cost-of-manufacturing.html）

　　

　　本文最后将为应对高商务成本这一课题的思考，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如果假定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过程中，上海的商务成本，特别是房价和教育费用难以出现实质性下降，我们在已经推出的各项举措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是要变换一个思路：我培育出来送出去的，也是影响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似乎就意味着应该集聚全球瞩目的创新资源、人才和成果，目前上海市明显缺乏知名的创新型企业，就被视作短板。这当然是事实。而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一些诞生在上海的新创企业，因为成本过高而后来移居他乡成为小巨人或隐形冠军，这并非个别。例如去年1月曾在李克强总理视察深圳时演示产品的一个机器人团队就是在上海奉贤创办起来，后来南下深圳，搞得有声有色。

　　

　　假如我们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有潜力的新创企业，把它们送到全国甚至世界，这难道不是一种全球影响力吗？看到英国技术产业有关媒体，常有伦敦新创企业被硅谷买走的消息，都是当喜事报道的。如果真正摆脱了GDP政绩思维，这可以是创新中心的一种独特形式吧！

　　

　　其次是希望打破一堵围墙：以大空间缓解高成本。城市有边界，而创新中心往往会突破这个界限，形成一个带。硅谷就是如此、包括波士顿在内的大纽约也是如此；伦敦经由斯坦斯特德到剑桥也被认为形成了一条走廊。几个具备创新特质的城市连接成带，将有更大空间可以游刃有余。

　　

　　第三是期待保留一点浑水，因为浑水可能培育大鱼。“浑水”一般带有贬义，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水至清则无鱼”，在那个语境下，要有大鱼可能需要保留点浑水。其背后的逻辑是，不必样样都要管，应当给未知的创新留点空间。硅谷、纽约和伦敦那些地方虽然生活成本很高，但是创客们仍然可以待得下去，其中必有原因，很可能是在那些地方并不全是“高大上”。纽约有租金不高的陈旧大楼（地下室更便宜），硅谷车库里可以孕育高科技企业。如果一味强调干净整齐，看上去很舒服，对创新可能不利。

　　

　　注1：关于世界各城市生活成本有一些国际机构做了统计比较。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人力资源公司美世咨询（Mercer）和“经济学人情报部（EIU）”每年发布的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不过那些主要是针对跨国公司外派员工而言的，尽管也反映了商务活动中的某些生活成本。

　　

　　注2：今年3月发布的一项覆盖800位专业人员的调查认为伦敦与纽约旧金山并列世界三大技术集聚地（tech hub）：伦敦《技术城新闻》网站2016年3月10日报道（http://techcitynews.com/2016/03/10/londonpartners-global-survey-reveals-uk-as-worlds-no-1-tech-hub），在吸引技术人员方面据世界首位：《信息时代》网站2016年3月10日博客文章（http://www.information-age.com/industry/uk-industry/123461079/london-top-choice-global-tech-workers-looking-relocate-europe）

　　

　　注3：最近北大周其仁教授访问以色列文章中，特别提到因为高科技的外溢效应，那里的理发师就比中国的多赚很多

　　

　　注4：通用电气CEO在解释总部迁移原因时提到，“我宁愿生活在各种思想的大海里，让执着至高无上，而不在乎能不能在窗外看到小鹿奔跑”（《波士顿环球报》网站2016年3月24日报道）

　　

　　作者为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员。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