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浦江创新论坛政策论坛今天上午在东郊宾馆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王元主持论坛。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张炳清，英国上议院议员、前大学及科学国务大臣David Lindsay Willetts，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美国《硅谷时报》年报创始人、执行总裁Russell Hancock，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伍建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朱启高，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罗平分别作主题演讲。《三思派》第一时间与各位分享会议内容（按演讲先后排序）。
张炳清 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副司长
演讲题目：构建普惠性政策法规体系，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1、 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经济转型，必须不断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有效激发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去年全国为企业创新减免税金总计1243亿元，同比增长25.2%。
2、 我国建立了促进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对于种子期企业，主要通过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税收优惠提供支持；对于初创期企业，主要通过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税收优惠提供支持；对于成长期企业，主要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提供支持；对于成熟期企业，主要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提供支持；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则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
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有效措施。2016年全国共计为8万家企业减免税近千亿元，撬动企业研发投入达到1.2万亿元。
4、在企业技术转让所得税优惠政策助推下，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2016年首次突破一万亿元。其中企业技术转让额占比近9成，企业技术输入额占比近8成。
5、中国在制定科技创新政策过程中，借鉴了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注重与国际组织交流沟通，形成了开放、包容、普惠，符合国际惯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OECD特别强调：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功能及实效重于条文”。
David Lindsay Willetts 英国上议院议员、前大学及科学国务大臣
演讲题目：建设创新中心的英国思路与经验
1、打造伟大的大学需要两百年。创新中心城市要把大学作为创新中心的核心，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以一家主要大学为核心，周边集聚几家小规模的高校，或者建立由多家具有不同的特色、专长和功能的大学组成的创新集群。
2、清华、北大等中国顶尖大学习惯于招收分数最高的考生，斯坦福、哈佛等美国大学招生标准则更为多元化。美国大学认为，考分最高的人往往只能成为中高层管理人员，而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往往不是分数最高的。
3、过去英国对大学培育孵化初创企业过度关注，这只是大学促进创新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大学还可以在其他方面为本地创新企业提供帮助，如英国政府开始尝试为本地小公司提供资金，让公司以研究合同的形式与大学合作开展研究。
4、低风险的环境鼓励高风险的创新。培育创新中心需要给研究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对失败更加宽容，让科研人员在受到一次挫折后有继续尝试的机会，而不会对职业生涯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5、政府要决定资助和奖励什么样的研究。如果为了发展基础研究，支持大学是最好的办法。但为了应对新兴产业发展和社会领域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给研发经费分配加入一个新的评价要素，那就是技术商业化。如果科研机构具有商业化能力，研发投入会有更好的效果。
胡志坚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演讲题目：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机遇与战略思考
1、我们现在正处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间阶段。在技术革命的扩张繁荣期，只需跟随潮流就可以实现要素驱动的高速发展，但当技术革命下半场的收缩期到来，全球市场、购买力、信用都开始萎缩，国家、企业之间竞争更加激烈，出现了逆全球化、保护主义等负面趋势，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创造更多附加价值才能发展。
2、世界科技创新版图的多极化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从工业革命开始，每个世界级大国的崛起都会相应产生一个或若干个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设自己的科创中心的机会窗口已经打开。
3、历史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前身一般都是经济中心、商业中心，然后发展成为创新中心，最后成为科学中心。从早期的伦敦到柏林、巴黎再到美国加州湾区、纽约和日本东京，都是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辐射更大范围的创新中心。
4、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扭曲规律，强求一步到位。要顺势而为，逐步进化形成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开放创新生态体系。中国要孕育自己的科技创新中心，必须依托发达的城市群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
5、 科创中心定位要明确，功能要清晰，要根据自身优势禀赋，制定每个阶段的目标。支撑能力体系建设是科创中心的骨架和梁柱，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国际影响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技术研发和转化平台、重大战略项目和基础工程等。
Russell Hancock 美国《硅谷时报》年报创始人、执行总裁
演讲题目：为什么硅谷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
1、硅谷不是地图上一个具体的地址，也没有政府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设计，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者的集聚，一种社会现象和意识状态。对硅谷最有效的描述就是创新和创业热土。
2、技术创新只是硅谷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找到方法把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创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在硅谷唯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好的创意，你的想法能不能赚钱。硅谷创造的新型服务正在不断颠覆既有的商业模式。
3、斯坦福大学认为硅谷的成功不能归因于单一理由，主要是创造了一种创新者和创业者愿意集聚和能够成功的环境。硅谷的文化奖励冒险，宽容失败。在硅谷人们尊重和理解失败者。不会把失败看作耻辱，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一定要重视这一点。
4、硅谷拥有非常强大的创新要素市场，包括集聚了美国50%风险投资的创新资本市场和具有世界知识水平最高人群的劳动力市场。硅谷的工作模式流动性很强，每个人都不断拓展自身的业务领域，寻找发展变化的机会，而不依赖于某个公司。
5、在政策方面，硅谷希望政府不要过度干涉，但是政府在法制、专利、著作权版权、争端解决机制、媒体监督权等方面的监管保护机制，也是硅谷成功的重要背景。
伍建民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演讲题目：北京科技创新中心政策体系
1、价值取向是科创中心政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政策的根本方向。北京科创中心的五个基本价值取向包括：国家功能、科技进步、经济效益、社会发展和精神文化。
2、北京科创中心的定位是全球高端创新中心、技术创新总部集聚地、创新人才集聚中心、成果交易转移核心区；具有主导性、原创性、示范性、集成性、世界性五个核心特征；发挥服务保障、驱动发展、体现展示、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五大功能。
3、科创中心政策的六大基本功能是引导、激励、制约、调控、分配和示范；政策主体包括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政策客体包括高校、院所、企业、科技服务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科技创新活动；政策作用机制涵盖了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创新链条等方面。
4、科创中心主要政策工具包括供给端的科技计划、财政税收、科技金融、成果转化、基地平台和人才计划等；需求端的市场竞争、政府采购、国防采购和后补助等；环境端的创新治理和创新文化等。
5、科创中心的“北京实践”以用为本，促进创新资源融通发展；以人为核心，激活创新要素；以企业为主体，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以“三城一区”为平台，带动整体发展；以多样化政策工具为手段，激励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以中关村示范区为抓手，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朱启高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演讲题目：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加快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1、科技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科技创新政策就是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当前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迫切需要聚焦牵一发动全身的瓶颈问题，加快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不断破除不合理的束缚，建立促进创新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努力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
2、 上海科技创新政策到目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0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2.0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3.0阶段是21世纪前10年；4.0阶段是2010年至今。40年来，上海科技创新政策的重点从科技与经济结合转到构建创新体系，再到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科技规划、宏观政策、空间载体、产业发展、相关立法等各方面不断走向完善。
3、上海科技创新政策的历史发展逻辑可以归结为三条：第一，遵循国家时代背景和上海城市发展的轨迹；第二，遵循创新自身发展的规律；第三，遵循政府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
4、上海科技创新政策的路径和方法，其核心是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关键是要依靠创新人才，基础是要有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最重要的还要有重大的工程和项目支撑。
5、未来的上海科技创新政策，从需求方面，要更加关注草根创新创业，更加关注对创新失败的宽容；从供给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上海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上海科技创新的国际影响力；从协同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组织实施，促进创新资源优化协调，注重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构建。
罗 平 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
演讲题目：强化政策支持，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1、 2017年1月10日，合肥获批成为继上海后全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的发展目标是2030年建成国际一流水平、面向国内外开放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台、科学研究的制高点、
2、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主要任务包括四个层次：核心层，构建大科学装置集群；中间层，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平台；外围层，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联动层，组织实施大型科学计划。
3、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政策支持思路是：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区域创新能力，建设重大区域创新平台，依托平台吸引人才，在平台和人才基础上产出重大创新成果，占领创新前沿高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为此，布局平台、人才、科技、产业等四个方面重点政策。
4、 合肥努力构建“顶天立地、量身定制、铺天盖地”的国家科学中心人才政策体系。“顶天立地”指进一步扶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量身定制”指专门出台围绕科学中心建设急需的高精尖人才的人才工作意见；“铺天盖地”指支持各类服务于科学中心建设的外围高技能人才。
5、 合肥围绕科学中心建设，布局了支持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创新体系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5大方面10条21项科技政策。政策设计注重突出业绩导向，通过明确的政策奖补绩效指标体系，体现了激励创造创新、支持人才的鲜明导向。
主持人总结
王 元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理事长
1、硅谷没有政策、规划，硅谷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科技创新中心不见得只有硅谷模式。当中国制定规划，提出目标和指标体系，同时又配以更多政策的时候，我们也在探索另外一条建设科创中心的道路。不能简单用硅谷评价中国的道路。
2、创新中心不是由上层确定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和迁徙的，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样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和创新要素集中过程，不要把对任何一个地方的观念固化。当前北京、上海正在打造科创中心，但也要努力塑造全国各个城市相对的竞争优势。
3、中国政策制定频率是非常高的，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们有很多立法空白和制度空白，才习惯用政策工具推动一些事情。我们特别需要关注政策实践过程中提出的对立法和制度建设的需求，要把成功的政策变成制度。
4、 在政策由上至下不断贯彻落实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政出多门。如果所有的部门都有权力盖章，都可以制定政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整个政策生态环境的紊乱。
5、 要注重保持政策体系的稳定性，而不是通过不断细化，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使政策的随意性加强。
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新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王雪莹博士整理。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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