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工程师”，这个称呼对于大部分年轻科研人员来说还略显陌生。但是在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国科技人才政策发展中，其意义是重要而深远的。在这一群体的支撑下，中国最大的经济龙头——长三角制造群开始兴起，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开始发展，中国产学研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始形成。感谢“三思派”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梳理这段历史，理清其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中的地位作用，为实现创新型国家中更好的发挥科技人才作用提供一些中国视角。

　　

　　〔  “星期天工程师”的产生背景  〕

　　

　　“星期天工程师”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才作为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和创造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1]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我国的科技人才政策也开始遵偱市场经济规律，鼓励科技人才流动、提高专家待遇、提高科技人才队伍素质、鼓励出国留学、建立博士后制度等方面的政策陆续出台。

　　

　　“星期天工程师”的产生，是我国科技人才遵循市场规律的结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科学的春天”里，众多村镇集体企业为求生存求发展，一大批“星期天工程师”来往于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企业开展技术服务。这种“产学研”相结合形式，拉开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掀起了产学研结合的第一次浪潮。

　　

　　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江浙沪地区的乡镇企业从起步走向蓬勃发展。之前，农民们已初尝办企业的甜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的明朗化，民办企业发展工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大多数企业一缺技术，二缺设备，三缺市场门路，关键还是缺少懂技术会使用生产设备的技术人员。于是，当时的乡镇政府和企业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的主要来源，就是通过种种关系从上海、南京、无锡、苏州等城市工厂和科研机构借脑借智，聘请工程师、技术顾问和工人师傅，帮助解决使用机器、开发产品、保证质量、降低成本等技术难题。而在三十年前，科技人员还是清一色在体制内培养，当时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是不允许在外面兼职“捞外快”的，这些科技人员的业余兼职，只能利用每周一天的休息实践，以“偷偷摸摸”的方式向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并获取报酬，这批人就是诞生于1979年的“星期天工程师”，其中尤以上海工程师为主。1988年第16期《瞭望》杂志的报道称，在上海，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估计有两万余人。每逢星期日或一有空，他们就搭乘公共汽车或骑车到郊区，或帮助乡镇企业开发新产品，或培训技术骨干，或解决技术难题，忙得不亦乐乎。

　　

　　尽管“星期日工程师”在这些乡镇企业的“工作日”不多，但知识的力量是巨大的。知识和技术的“输入”，使那些技术力量匮缺而生产上不去的乡镇企业迅速获得生机，他们成为乡镇企业的一支攻坚克难、低成本的技术业务别动队。1988年的一组数据表明，在“星期天工程师”的帮助下，上海一万家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每年以25％左右的速度发展，一跃成为上海工业和外贸的一翼“偏师”。与上海毗邻的江、浙两省乡镇企业发展势头更猛，增长速度超过了35%。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苏、锡、常地区因而占尽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

　　

　　〔  “星期天工程师”的制度突破  〕

　　

　　两万余名工程师，集中在星期天浩浩荡荡出城下乡，是一种何等壮观的人才、知识和技术流动的景象。随着这支队伍的壮大和作用的增大，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在半遮半掩中从幕后走向前台。

　　

　　“星期日工程师”用他们的贡献赢得了乡镇企业的尊重和欢迎，但在本职单位，许多“星期日工程师”时常遭到各种非议。在改革开放初期，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是个敏感的话题，远超工资的酬金是不是“受贿”，围绕“星期日工程师”的争论开始持续展开。乡镇企业和科技人员对这一新事物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人才流不动，先来个智力流动嘛！”由于乡镇企业条件比较差，加上户口、工资等限制，要调进很多科技人员是不现实的，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依靠科技人员的兼职智力流动。但是，不少原有单位却持反对意见，领导主要有“三怕”：一怕他们利用“八小时之内”干“私活”，影响本职工作；二怕他们胳膊“朝外弯”，泄露技术秘密；三怕他们收入增加，动摇“军心”。众口烁金，人言可畏。 “星期日工程师”们的对策只能是“偷偷摸摸工作，提心吊胆拿钱”。

　　

　　“韩琨”事件引发了一轮“星期日工程师”风波，市场经济下如何用好科技人才成为争论的焦点，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科技人员兼职大讨论。1981年底，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在担任上海奉贤县钱桥镇橡胶厂业余技术顾问时，开发出新产品救活了企业，却因接受该企业付予的3400元酬金被以涉嫌受贿罪起诉，还被抄了家。轰动一时的"韩琨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同年，武汉181工厂的工程师、全国劳模韩庆生发明了中国第一台污水净化设备，可他没有因此在单位获得厚遇，反而在用这技术帮助乡镇企业脱贫时获罪，并坐牢10个月。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掀起了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的全国性大讨论，引起了中央的重视，韩琨随即被平反，而中国也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知识的命运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1998年2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科委《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允许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本单位的技术权益、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业余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在充分肯定了“星期天工程师”对于发挥现有科技队伍潜力，促进人才和知识流动，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作用的同时，如何处理本职和兼职的关系、合理分配劳动报酬以及维护单位、个人技术权益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制度规范。这一文件的出台，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政策突破提供了重要方向，对围绕技术市场建设，大力探索创新资源市场配置，激发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实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等方面提供了探索经验。

　　

　　〔  “星期天工程师”的后续影响  〕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而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就是科技人才。当前，“招才引智”已成为各地在招商引资的同时加快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而科技人才的灵活流动以及他们凭着提供自身的知识和技术服务从需求方获取报酬，也早已是人们见惯不惯的常态了。正是由于通过以“星期天工程师” 为代表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广泛参与，20世纪80年代，江浙沪实现了以乡镇经济突起为标志的“由农到工”的转型，同时，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创造了产学研合作的“星期天模式”，在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最后一公里”上先行先试，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出了一条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近年来，围绕着科技人员在项目管理和财政科技经费的使用方面，我国持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这是对改革开放初期诞生的“星期天工程师”之创举与政策的肯定和意涵升华。2017年新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50%以上要奖励科研团队，这些政策，都是围绕尊重科技人员创新，真正激发人才创新的原动力，推动知识价值导向分配机制的落实展开，在政策的推动下，科技人员的工作环境、创新环境有了非常大的改善，科技人才的使用日益科学和规范。同时，面对新经济，如何加快突破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还需要持续推进我国科技人才政策，最大限度地激励科技人员创新。

　　

　　[1]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56813/57267/57268/4001431.html

　　

　　作者：汤蕴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